孰是。楚元王为高祖同母少弟。
〔二〕 诗中说：「如何我王，不思守保。不惟履冰，以继祖考。邦事是废，逸游是娱。犬马繇繇，是放是驱。务彼鸟兽，忽此稼苗。烝民以匮，我王以偷。……曾不夙夜，以休令闻。……弥弥其失，岌岌其国。」希望楚王戊能「兴国救颠」。
《史通载文》篇：「至如诗有韦孟《讽谏》，……篇则贾谊《过秦》，……此皆言成规则，为世龟镜。」《说诗晬语》：「韦孟《讽谏》，在邹之作，肃肃穆穆，未离雅正。」「继轨周人」是说韦孟的诗能继承周代诗人讽谏的轨范。
《注订》：「《风》《雅》之体，盛于周人。泽竭诗亡，至汉由韦孟始复作也，故曰：继轨周人。」
〔三〕 《古文苑》卷八《柏梁台》诗：「武帝元封三年，作柏梁台，语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，乃得上坐。」《柏梁台》诗每句押韵，一韵到底，故云「列韵」。
《时序》篇：「逮孝武崇儒，润色鸿业，礼乐争辉，辞藻竟鹜：柏梁展朝燕之诗，金堤制恤民之咏。」
《日知录》卷二十一：「汉武《柏梁台》诗出《三秦记》，云是元封三年作，而考之于史，则多不符。……反复考证，无一合者。盖是后人拟作，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《梁孝王世家》乘舆肆马之事以合之，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。」
《古诗源》于《柏梁台》诗下注云：「《三秦记》谓《
柏梁台》诗是元封三年作，然梁孝王薨于孝景之世，又光禄勋、大鸿胪、大司农、执金吾，京兆尹、左冯翊，右扶风，皆武帝太初元年所更名，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，其为后人拟作无疑也。不然，郭舍人敢狂荡无礼，而东方朔乃以滑稽语为戏耶？」
今人逯钦立《汉诗别录》二《柏梁台》诗（见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三本），考证载录《柏梁台》诗最早的古籍，是西汉旧记《东方朔别传》及《汉武帝集》，而非《三秦记》。《校注》：「按《柏梁台》诗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谓出后人拟作，确为不易之论。但前代无有疑其为伪者。如……颜延之《庭诰》：『
《柏梁》以来，继作非一，所纂至七言而已。』（《御览》五八六引）王僧孺《谢齐竟陵王使撰众书启》：『《柏梁》初构，首属骖驾之辞。』（《类聚》五五引）……并其证。」
〔四〕 严，梅注、范注以为严忌，斯波六郎《文心雕龙范注补正》：「严恐为严助。《汉书严助传》云云，又《东方朔传》云云，与司马相如并举者，有严助而无严忌。又据《邹阳传》、《司马相如传》，严忌仅仕吴、梁，未仕汉武。」《斟诠》：「案助为忌子，相如与之先后同对，此处严，彦和盖混指其父子二人，不必泥实。」
《校注》：「《汉书礼乐志》：『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，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，……作十九章之歌。』」《才略》篇：「相如好书，师范屈宋，洞入夸艳，致名辞宗。然核取精意，理不胜辞，故扬子以为『文丽用寡者长卿』，诚哉是言也。」范注：「《玉台新咏》卷九载司马相如《琴歌》二首，出后人附会。」叶长青《文心雕龙杂记》（以下简称「《杂记》」）：「《诗品序》云：『王扬枚马之徒，辞赋竞爽，而吟咏靡闻。』与此同。」
按《礼记檀弓》：「事亲有隐而无犯，左右就养无方。」注：「方，犹常也。」「无方」的意思是说没有常轨，不一定是缺点，看《时序》篇的上下文就可明白。叶氏所引《诗品序》中的话，似乎和本文不符。《校注》：「郊祀歌十九章中，有三言、四言或杂言（无完整五言），并无固定形式，故云『属辞无方』。」
至成帝品录，三百余篇〔一〕，朝章国采〔二〕，亦云周备，而辞人遗翰，莫见五言〔三〕，所以李陵、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〔四〕。
〔一〕 《汉书艺文志总序》：「成帝时，……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、诸子、诗赋。」《汉书艺文志诗赋略》：「凡歌诗二十八家，三百一十四篇。」
〔二〕 《斟诠》：「朝章，指文士所作朝庙乐章，……国采，指乐府所采各地歌谣而被之管弦者，如『代赵之讴，秦楚之风』皆是。」
〔三〕 《陔余丛考》卷二十三《五言诗》：「《文心雕龙》曰：汉成帝品录，三百余篇，不见有五言。盖在西汉时，五言犹是创体，故甄录未及也。」范注：「彦和之意，似谓三百余篇中不见著名文士作五言诗，非谓三百余篇无一五言诗也。采自民间之歌谣，非辞人所作，而尽多五言，彦和殆未尝疑之也。」因为五言诗起自民间，歌谣乐府用五言的比较多。文人学士每每不重视这种新体，纵然有人作，也不自居其名。《文章流别论》云：「五言者，『谁谓雀无角，何以穿我屋』之属是也。于俳谐倡乐多用之。」如李延年《北方有佳人歌》，除「宁不知」三字外，通体五言，而李延年就是出身倡家。到了东汉，五言流行久了，文人才有仿作的。
〔四〕 唐写本无「妤」字。《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