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氏紫芝谓“太白诗太高而微短於韵”，弥妄矣。
葛氏立方曰：“李白乐府三卷，於三纲五常之道数致意焉。虑君臣之义不笃也，则有《君道曲》之篇。虑父子之义不笃也，则有《东海勇妇》之篇。虑兄弟之义不笃也，则有《上留田》之篇。虏朋友之义不笃也，则有《箜篌谣》之篇。虑夫妇之义不笃也，则有《双燕离》之篇。”按此条於太白诗能见其大，太白所以追蹑《风》、《雅》为诗之圣者，根本节目，实在乎此。後人震眩其才，而不知其深合古诗人之义，故誉之则谓其摆去拘束，如元微之：毁之则谓其不达义理，如苏子由，皆大误也。
高氏棅曰：“李翰林乐府古调，能使储光羲、王昌龄失步，高适、岑参绝倒，况其下乎！”按太白尝言：“齐、梁以来，艳薄斯极，将复古道，非我而谁？”其一生式靡起衰，全在古风、乐府。储、王、高、岑诚一代之翘秀，顾其志非以古道自任者也，恶得与太白争席哉？《艺苑卮言》云：“太白古乐府，杳冥惝恍，纵横变幻，极才人之致，然自是太白乐府。”嘻！此以形似论乐府者也。齐、梁後之乐府，非太白起而振之，不至五代，已流入于词矣。太白树复古之伟功，王氏谓其极才人之能事而已，亦浅矣哉！
王氏士禛曰：“唐五言古诗，李白、韦应物超然复古。”按左司五古，高步三唐，然持较青莲，色味不欠，形神顿跼，似难连类而及。且左司割秀於六朝者也。渔洋以太白、左司并言，疑所谓复古者，复《选》体之古焉耳。太白胸次高阔，直将汉、魏、六朝一气铸出，自成一家，拔出建安以来仰承《三百》之绪，所谓“志在删述”、“垂辉千春”者也，岂专主《选》体哉！予韪渔洋能揭明李诗五言之复古，而恐其以选体当之，犹非了义也，故录而辩之。若《酉阳杂俎》谓“太白前後三拟《文选》不成，悉焚之，唯留《恨》、《别》二赋”。此真梦呓。夫《文选》三十卷，太白全拟之，则有此才力而无此文体，试问卜子夏、孔安国《诗》、《书序》，亦可拟乎？此刘昼赋《六合》之为耳，太白为之乎？若有拟有否，又不可径谓其拟《文选》也。段氏徒见集中有《恨》、《别》二赋，遂传此大语，以尊太白，而不知其庸且妄耳。总之李、杜无所不学，而《文选》又唐人之所重，自宜尽心而学之，所谓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也。若其志向之始，成功之终，则非《选》诗所得而囿。故谓太白学古兼学《文选》可，谓其复古为复《选》体则不可，谓其拟古屡拟《文选》则尤不可。
李氏攀龙曰：“七言古诗，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气格，而纵横有之。太白纵横，往往强弩之末，间作长语，英雄欺人耳。”按于鳞谓“太白五七言绝句，唐三百年一人，盖以不用意得之”。此则诚然。至论七古，何其讠孛也！太白歌行，只有少陵相敌。王阮亭谓“嘉州之奇峭，供奉之豪放，更为创获”。又谓“李白、岑参二家，语羞雷同，亦称奇特”。屡以太白、嘉州并称，已为失言，试问《襄阳歌》、《江上吟》、《鸣皋歌》、《送别校书叔云》、《梦游天姥吟》等作，嘉州能为之乎？嘉州奇峭，人力之极，天韬未之解也。于鳞转以太白为“强弩之末”，为“英雄欺人”，更不堪一笑耳。《诗辨坻》亦谓“太白歌行，跌宕自喜，不闲整栗，唐初规制，扫地欲尽”，与于鳞一鼻孔出气。此皆误以初唐为古体，故嫌李诗之一概放佚，而幸杜诗之偶一从同。岂知诗之为道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《风》、《雅》之不能不为《楚骚》，《楚骚》之不能不为苏、李，皆天也。诗之古与不古，视其天与不天而已矣。今必以初唐为古，不知初唐已变江左；必以太白为蔑古，不知苏、李已变《风》、《雅》。余最笑何大复《明月篇》，舍李、杜而师卢、骆，以为“劣於汉魏”而“近《风骚》”欤？不知“劣於汉魏近《风骚》”句，乃言“劣於汉魏”之“近《风骚》”耳。不解句义，既堪咍噱，况当时之体，老杜已明断之。于鳞欲後来杰魁，仍拾信阳馀唾，徒以初唐一体绳太白、子美歌行之优劣，所以终身宗法唐人而不免为优孟欤？阮亭犹曰：“接迹风人《明月篇》，何郎妙悟本从天”。虽其诗末二语，微辞讽世，唤醒无限，已无解於“接迹风人”、“妙悟从天”称扬之过矣。胡氏应麟云：“七言歌行，垂拱四子，词极藻艳，未脱梁、陈。太白、少陵，大而化矣，能事毕矣。”此为得之。
方氏静宏曰：“太白耻为郑、卫之作，律诗故少。编者多以律类入古中，不知其近体犹存雅调耳。”按太白复古之功，不独在乐府歌行，於五律亦可见。《李诗纬》所谓“太白五律，犹为古诗之遗，特於《风》、《骚》为近”，是也。故知其薄声律，乃得诗源，谓其惮拘束，则成瞀论。观其一生，七律只得八首，固缘阳冰编次之时，著述十丧八九，亦由七律初行，笃於古者尚不屑为耳。太白尝自言：“寄兴深微，五言不如四言，七言又其靡也。”何况七律哉？柴虎臣乃云：“太白不长於七律，故集中厥体甚少。”吾不知“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分白鹭洲”，“城隅渌水明秋月，海上青山隔暮云”，“楼台含雾星辰满，仙峤浮空岛屿微”等诗，柴氏何所见而断其不长也？
胡氏应麟曰：“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