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旨。尝又读禹贡，注三江者讫无定论。惟郭景纯及边实之论为是。故定以为三江之图。
明府见谕，谓吴淞江与常熟县无预。有光所论三吴之水，非为常熟一县之水也。江水自吴江经由长洲、昆山、华亭、嘉定、上海之境，旁近之田，固藉其灌溉，要之吴淞江之所以为利者，盖不止此。独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。今常熟东北，江海之边，固皆高仰。中间与无钖、长洲、昆山接壤之田，皆低洼多积水。此皆太湖东流不快之故。若吴淞江开浚，则常熟自无积水。然则吴淞江岂当与许浦、白茅并论耶？
明府又谓：扬子江、钱塘江，何与于吴中水利？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说。盖自来论吴中之水，必本禹贡「三江既入」之文。自孔安国以下，以中江、北江为据，既失之泥；班固、韦昭、桑钦近似而不详；故皆从郭景纯。唯三江之说明，然后吴中之水可得而治也。经曰：「三江既入，震泽底定。」先儒亦言三江自入，震泽自定，文不相蒙。然吴淞一江之入，震泽底定，实系于此。经文简略不详耳。诚恐论者不知此江之大，漫与诸浦无别，不辨原委。或泥张守节、顾痍之论，止求太湖之三江，用力虽劳，反有支离湮汨之患也。但欲复禹之迹，诚骇物听。即如宋郏亶时之丈尺，时力亦恐未及。而水势积壅为害，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略据今日河影，开挑茭芦，使自昆山夏驾口至嘉定栅桥寻入海之口，则江水有通流之渐矣。今春量拨赈饥之谷，召募饥民，或可即工。又旁江之民，积占茭芦，皆以告佃为名。所纳斗升之税，所占即百顷之江。兼之涨滩之税，亦多吏胥隐没，官司少获其利。昔宋时围田，皆有禁约。今奸民豪右，占江以遏水道，更经二三年，无吴淞江矣。若责所占之人，免追花利，止令随在开挑，以复旧迹，则官不费而奸有所惩矣。
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，未尝敢献书当事者。异日吕公有意水利，然以平日非相知，不敢有所陈。前以分司旧识，因开瓦浦问及，而明府亲屈二千石之重，敦行古谊，虚怀下接，且惓惓以吾民之鱼鳖为忧，故特有言耳。然区区所望于明府，有大于此者。昔魏王召史起问：「漳水可以灌邺田，子何不为寡人为之？」史起曰：「臣恐王之不能为也。」王曰：「子诚能为寡人为之，寡人尽听子矣。」史起敬诺，言之于王曰：「臣为之，民必大怨臣。大者死，其次乃籍臣。臣虽死籍，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。」王曰：「诺。」使之为邺令。史起因往为之，邺民大怨，欲籍史起；史起不敢出，而避之。王乃使他人遂为之。水已行，民大得其利。由此言之，兴一世之功，不当恤流俗之议也。区区之见，要以吴淞江必不可不开。即日渡江，违离节下，岂胜瞻恋。因还舡附此，不宣。
遗王都御史书【代】
某屏居山野，不敢复自通于当世士大夫。虽承明公顾念，不遗衰弃，而亦不能少伸候谢之情，负罪何可言。兹辄不自量，以乡里细民之情冒有陈渎，惟明公采择焉。
往岁，漕卒与嘉定之民哄。时巡院适在彼境，见其不直，颇加惩艾。遂至负恨，以单词赴台陈诉。其粮米不无糠粃之杂，而亦不尽然也。明公以军国重计，不容有所纵贷；然犹顾恤民隐，不加深究。吴人莫不忻欢鼓舞，叹颂明公之德矣。迩者檄下，欲以嘉定县粮赴郡治交兑，民情颇有不便。譬之骄儿之于慈母，有不得其所欲，不能不号呼而随之。此某之所以不自量而代为之言也。嘉定负海，去郡治二百里所，往来以潮汐为候。又经历太仓、昆山而后至。此法一行，民间又增转搬折耗之苦，将来之弊，有不可胜言者。
古者天子地方千里，中之为都，输将徭使，远者不出五百里而至。诸侯地方百里，中之为都，输将徭使，远者不出五十里而至。考之禹贡，古之输百里二百里，盖所必计也。今江南为国家奉地，岁漕自所在水次达于京师，三四千里，费无不出于民。虽假之漕卒，其实民输之三四千里也。今又加之二百里，又比古之天子诸侯之输矣。夫漕卒旧法，领兑于嘉定，彼以泛舟之便，无分毫之损也。而嘉定交兑于苏州，复有雇船之役，增数倍之费矣。
国初，罢海运为转运。其始直隶苏松常、浙江杭嘉湖之粮，送至淮安；镇江、庐、凤、淮、扬之粮，送至徐州；徐州、山东兖州之粮，送至济宁；而以里河船递送至京师，此所谓转运也。当时民以为不堪，故改定于淮安、瓜州水次，增加船脚耗米，对船贴兑，与军领运，此所谓兑运也。民犹以为不堪，故又改定于本府州县附近水次交兑，而增加漕卒过江脚耗，自此民不复送至瓜、淮，而漕卒自至所在州县支运，此所谓长运也。国家立国，历一百余年。因革损益，务求以便民。盖至于长运而其法始定，疑未可以轻改也。此法一动，恐后之议者以苏州不可，复议瓜、淮，瓜、淮不可，复议徐州、济宁，未知今日之民，可以堪此否也？夫以米石加兑五六斗，是以石五六斗而运一石也。况过江脚价，日增月益，不知其几，而后乃以长运代民之兑运。民之所以得宴然于境内而使军自至者，非能役之也，实增加耗之米雇之也。军之所以不得不至者，实厚受其雇而为之役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