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世士大夫有得数十字，皆藏以为宝，而未尝为人书石。
先公平生以奖进贤材为己任，一时贤士大夫虽潜晦不为人知者，知之无不称誉荐举，极力而后已。既为当世宗师，凡后进之士，公尝所称者，遂为名人。时人皆以得公一言为重，而公推扬诱进不倦，至于有一长者，识与不识皆随其所长而称之。至今当世显贵知名者，公所称荐为多。今湖州孙正言觉为合肥主簿，未与公相识。郡守怒之，欲捃拾以罪。时胡侍讲在太学以属公，公为作手书与其寮佐，令保全之，遂获免。福州处士陈烈，素不与公相识。公闻其名，知其行义，屡荐于朝，乞赐召用，朝廷即召烈为国子监直讲。
先公尝言：平生为学所得，惟平心无怨恶为难。故于事未尝挟私喜怒以为意，虽仇雠之人，尝出死力挤陷公者，他日遇之，中心荡然，无纤芥不足之意。尝曰：“孔子言以直报怨。夫直者，是之为是，非之为非。是非付之至公，则是亦不报也。”
先公初贬滁州，盖钱明逸辈为之。自外还朝，遇明逸于京师，屡同饮宴，不以为嫌。其后公在中书，明逸罢秦州归，复用为翰林学士。近日小人蒋之奇妄兴大谤，及公移青州，其兄之仪知临淄县，为二司所不喜，力欲坏之，亦以托公。公察其实无他，力保全之。
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，未尝以矜人，而乐成人之美，不掩其所长。诗笔不下梅圣俞，而尝推之，自谓不及，然识者或谓过之。初奉敕撰《唐书》，专成《纪》、《志》、《表》，而《列传》则宋公祁所撰。朝廷恐其体不一，诏公看详，令删为一体。公虽受命，退而曰：“宋公于我为前辈，且人所见不同，岂可悉如己意？”于是一无所易。书成奏御，旧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，公官高，当书。公曰：“宋公于传，功深而日久，岂可掩其名，夺其功？”于是《纪》、《志》、《表》书公名，而《列传》书宋公。宋丞相庠闻之叹曰：“自古文人好相凌掩，此事前所未有也！”
先公笃于交友，恤人之孤。梅圣俞家素贫。既卒，公醵于诸公，得钱数百千，置义田以恤其家，且乞录其子增。尹龙图洙已卒，公乞录其子构。孙先生复有《尊王发微》十五卷，有旨进内，未毕而卒。公乞令其家录进，而推恩其子大年。尹构、孙大年、梅增，皆蒙录用以官。
天圣初，胥公在汉阳，先公时年二十余，以所为文谒之。胥公一见奇之曰：“子当有名于天下。”因馆于门下，与公偕入京师，及公登第，乃以女妻之。
王文康公知西京，先公为留守推官。一日，当都厅勘事，有一兵士自役所逃归。文康曰：“勘兵士何谓未断？”公曰：“合送本处行遣。”文康曰：“似此，某作官处断过甚多，推官新作官，不须疑。”公曰：“若相公直断，虽斩亦可，有司则不敢奉行。”一夜，文康夜召，问：“军人未断否？”公曰：“未。”文康曰：“几至误事。”明日，遂送所属处。
先公在河南，以文学负当世之名。前后留守，皆名公好贤，莫不倾身礼接。王文康自西京召归，谓公曰：“今来有例，合举馆职，当奉举。”遂用王文康公荐，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试。
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，贬知饶州。先公一日遇司谏高若讷于余襄公家，若讷非短范公，以为宜贬。公归，遂为书与之辩，且责若讷不能论列。若讷缴进其书，遂坐贬为夷陵令。既而余襄公、尹公洙亦连坐被贬。蔡公为《四贤诗》述其事，天下传之。
先公既坐范公远贬，数年，复得滑州职官。会范公复起，经略陕西，辟公掌笺奏，朝廷从之。时天下久无事，一旦西边用兵，士之负材能者，皆欲因时有所施为，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贤下士，故士之乐从者众。公独叹曰：“吾初论范公事，岂以为己利哉！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。”遂辞不往。其于进退不苟如此，以至致位二府，惟以忠义自得主知，未尝有所因缘凭藉。
先公在馆中，遇西边用兵，天下多事，诣阙上书，为三策，以料贼情，及指陈天下利害甚众。既而有诏，百官许上封章言事。公上疏言三弊五事，力陈当时之患。仁宗增谏官为四员，先公与蔡公襄、余襄公靖、今致政王尚书素同时迁用。是时陕西用兵已久，京东、西盗贼群起，内外多事。仁宗既进退大臣，遂欲改更阙失，方急于求治。公遇事感激，知无不言。范文正公、杜正献公、今司徒韩魏公、富郑公四人同时登用，公屡请召封访问，责以所为。既而仁宗降手诏，出六条以责诸公，各亦有所陈述。公言诸公所陈，宜力主张，勿为群言所夺。而王文安公为三司使，有为无名诗中之者。公请严禁止之，以绝小人流言，摇动朝政之渐，敕出官爵购捕其人。时上欲改更朝政，小人不便，故造作语言动摇，及敕榜出，自此遂绝。是后，上遂下诏劝农桑，兴学校，改更庶事之弊。
自范文正公之贬，先公与余襄公等坐党人被逐，朋党之说遂起，久而不能解，一时名士皆被目为党人。公在谏院，为《朋党论》以献，群言遂息，大救当时之弊。时天下久安，上下失于因循，一旦陕西用兵，而群贼王伦、张海等所在皆起。先公请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