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，赠太师，追封康国公。
【绍圣三年】
五月，追封兖国公。〈(制词)敕：宗祖之泽，充塞穹壤，国之故老，褒叙有章。朝请郎、充秘阁校理、轻车都尉、赐绯鱼袋欧阳，弟通直郎、飞骑尉辩，故父任观文殿学士、太子少师致仕、赠太子太师、追封康国公某，名世之才，出应期运。明于辅弼事业，而以风节始终。余庆嗣人，追命成国，惟不没，尚克享兹。可特赠太师，追封兖国公。
【崇宁三年】
追封秦国公。
【政和三年】
追封楚国公。〈皆以子遇郊恩。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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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附录二·先公事迹〈欧阳发等述〉
先公为人天性刚劲，而气度恢廓宏大，中心坦然，未尝有所屑屑于事。事不轻发，而义有可为，则虽祸患在前，直往不顾。以此或至困逐，及复振起，终莫能掩。而公亦正身特立，不少屈夺。四五十年之间，气象伟然盖天下，而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。故历事三圣，尝被眷倚，遂托以天下安危之计。而公亦以身许国，进退出处，士人以为轻重。至于接人待物，乐易明白，无有机虑与所疑忌。与人言，抗声极谈，径直明辨，人人以为开口可见心腑。至于贵显，终始如一，不见大官贵人事位貌之体，一切出于诚心直道，无所矜饰，见者莫不爱服。而天资劲正高远，无纤毫世俗之气，常人亦自不能与之合也。平生学之所得，以至文章事业，皆明识所及，性所自得，不劳而至，无所勉强。而众人学之者，终莫能及。其于经术，务明其大本而本于性情，其所发明简易明白。其论《诗》曰：“察其美刺，知其善恶，以为劝戒，所谓圣人之志者，本也。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，经师之末也。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，斯尽善矣。得其本而不通其末，阙其所疑，可也。”又云：“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，知诗人之美刺，知圣人之劝戒，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，其学足矣，又何求焉？”公于经术，去取如此，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，务在勇断不惑。平生所辨明十数事，皆前世人不以为非，未有说者。如五帝不必皆出于黄帝，春秋赵盾弑君非赵穿，许世子非不尝药，武王之十有一年非受命之年数，及力破汉儒灾异五行之说。《正统论》破以秦为伪闰，或以功德，或以国地不相臣属，则必推一姓以为主之说。以为正者正天下之不正，统者统一天下之不一。至于各据地而称帝，正朔不相加，则为绝统，惟合天下于一者为正统。统或绝、或续，而正统之说遂定焉。然亦不苟务立异于诸儒，尝曰：“先儒于经不能无失，而所得已多矣。正其失可也，力诋之不可也。尽其说而理有不通，然后得以论正。予非好为异论也。”其于《诗》、《易》，多所发明。为《诗本义》，所改正百余篇，其余则曰：“毛、郑之说是矣，复何云乎。”其公心通论如此。
先公四岁而孤，家贫无资，太夫人以荻画地，教以书字，多诵古人篇章，使学为诗。及其稍长，而家无书读，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，或因而抄录，抄录未毕，而已能诵其书。以至昼夜忘寝食，惟读书是务。自幼所作诗赋文字，下笔已如成人。兵部府君阅之，谓韩国太夫人曰：“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，此奇儿也，不惟起家以大吾门，他日必名重当世。”及举进士时，学者方为四六，号时文，公已独步其间。天圣七年，补国子监生。是秋取解，明年南省试，皆为第一人，由是名重当世。及景中，在西京，与尹公洙偕为古文。已而有诏，戒天下学者尽为古文。独公古文既行，遂擅天下。四十年间，天下以为模范，一言之出，学者竞相传道，不日之间，流布远近，外至夷狄，莫不仰服。后进之士，争为门生，求受教诲。当世皆以为自两汉后，五六百年，有韩退之；退之之后，又数百年，而公继出。自李翱、柳宗元之徒，皆不足比。然公之文，备尽众体，变化开阖，因物命意，各极其工，或过退之。如《醉翁亭记》、《真州东园记》，创意立法，前世未有其体。作《尹公洙志文》，以为尹公文简而有法，取其意而为之，即得其体。《石先生介墓志》，不多假事迹，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，与其大节气概，读之如见其人。作《集古录叙》，今王丞相以谓读之可辟疟鬼。
先公既奉敕撰《唐书·纪·志·表》，又自撰《五代史》七十四卷，其作《本纪》，用《春秋》之法，虽司马迁、班固皆不及也。其于《唐书·礼乐志》，发明礼乐之本，言前世治出于一，而后世礼乐为空名。《五行志》不书事应，悉破汉儒灾异附会之说。皆出前人之所未至。其于《五代史》，尤所留心，褒贬善恶，为法精密，发论必以“呜呼”，曰“此乱世之书也”。其论曰：“昔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因乱世而立治法；余述《本纪》，以治法而正乱君。”此其志也。书成，减旧史之半，而事迹添数倍，文省而事备，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。嘉中，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于朝，请取以备正史，公辞以未成。熙宁中，有旨取以进御。〈按《神宗实录》，熙宁五年八月丁亥，诏颍州令欧阳某家，上某所撰《五代史》。
先公笔札，精劲雄伟，自为一家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