？新创之法，概诋为恶，其果皆恶乎？抑其为议，有一人之口而自相抵牾，如苏颖滨尝言官自借贷之便，而乃力诋青苗钱之非；司马公在英宗时，尝言农民租税之外当无所与，衙前当募民为之，而乃力诋雇役之非；苏东坡尝言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，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，而乃力诋熙河之役之非；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，而他日又力争雇役不可罢之类是也。有事体相类，自来行之则以为是，公行之则以为非。如河北弓箭社实与保甲相表里，苏东坡请增修社约，并加存恤，而独深恶保甲法之类是也；青苗钱之放，专为资业贫民，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称之息，司马、韩、欧诸公既极言此钱不可放，则亦求所以抑兼并而振贫弱可也，乃徒讼此之非利，而不顾彼之为害，何邪？苏东坡论雇役，至谓士夫宣力之馀，亦欲取乐，若厨传萧然，则似危邦之陋风，恐非太平之盛观。似此之类，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论，亦非曲尽利害之︳谟，宜公概谓流俗，而主之益坚，行之益力也，一时议论，既如此矣，而左右记注之官，异时纪载之笔，又皆务为巧诋，至或离析文义，单摭数语而张皇之。如三不足之说，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尝如是也，然则当时所以攻新法者，非实攻新法也，恶公而半反其法尔。
昔者桓公举夷吾于士师，而委之以国。夷吾乃为之作内政，兴盐策，委币以敛州县之谷，守准以御轻重之权，举齐国之政而更张其太半，且曰：“国之重器，莫重于令。亏令者死，益令者死，不行令者死，留令者死，不从令者死。”桓公卒赖其计以成九合之功。子产之相郑也，使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，田有封洫，庐井有伍，作丘赋，制参辟，铸刑书，举郑国之政而更张其太半。虽国人孰杀子产之谣，叔向将亡多制之书，士文伯“火未出，而作火以铸刑器。不火何为”，又六月火现而郑果灾之先见明验，亦锐然行之，而无所疑畏，卒之郑赖以安，虽晋楚之强，莫能加焉。又其下如卫鞅之于孝公，尽取秦法而更为之，尽取秦民而束缚驰骤之。虽甘龙辨说之烦，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数，而鞅终不为沮，卒之国内大治，诸侯重足屏息，争西向而割地。彼数子，诸侯之贵臣尔，然皆以其计数之审，果敢坚忍，大得逞于其国。
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，当四海为家之日，君臣相契，有如鱼水，乃顾落落如彼者，时势异而冒忌众故也。夫国内多故，四竟多敌，譬彼舟流，不知所届，惟才与智，众必归之，此管仲诸人所以得志也。宋之治体，本涉优柔，真、仁而降，此风浸盛。士大夫竞以含糊为宽厚，因循为老成，又或高谈雅望，不肯破觚解挛以就功名。而其小人晏然如终岁在闲之马，虽或萏豆不足，一旦圉人剪拂而烧剔之，必将然蹄而然啮。当此时，而欲顿改前辙，以行新法，无惑乎其骇且谤矣。公之所以不俚于口者此也。贾谊年少美才，疏远之臣，慨然欲为国家改制立法。当时绛、灌之徒，虽害之，而未至若是之甚者，以谊未尝得政，而文帝直以众人待之也。公令问广誉倾一世，既已为人所忌，加以南人骤贵，父子兄弟，蝉联禁近，神宗又动以圣人目之，而寄以心膂。及横议蜂起，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，力与之抗而不顾，公之所以不俚于口者此也。古人自修身正家以至治国平天下，莫不有法，而懿德善道，实行于其间，未有舍法度而可以为仁义者也。或乃谓公不务其本而专事法度，然则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说非邪？古者水土初平，即底慎则壤，以制国用。《周官》一书，理财最备，而大《易》明著理财正辞、禁民为非之训，盖古之人未尝讳理财也，后儒始忌讳尔。而或病公专言理财，然则国非其国可耶？宋之儒者，大率据经泥古，尊三代而羞汉、唐，至有欲复井田封建之法者。然亦幸其未试尔，如其试焉，能不如公之丛谤乎？当时一伊川在朝，其事权视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，不胜其丑诋之多，则于公又何言哉？
元丰之末，公既罢相，神宗相继徂落，群议既息，事体亦安。元若能守而不变，循习日久，膏泽自润，孰谓非继述之善也？乃毅然追怼，必欲尽罢熙、丰之法。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于先，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于后，遂使国论屡摇，民心再扰。夷想常时，言新法可不罢者，当不止于范纯仁、李清臣数子，特史氏排公不已，不欲备存其说尔。不然，哲宗非汉献、晋惠比也，何杨畏一言，而章即相，章一来，而党人尽逐，新法复行哉？悲夫，始也群臣共为一党以抗君，终也君子小人各自为党以求胜，纠纷决裂，费时失事，至于易世而犹不知止。从古以来，如是而不祸且败者，有是理哉！公昔言于仁宗，谓晋武帝因循苟且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。当时在位，亦皆偷合苟容，弃礼义，捐法制。后果海内大扰，中国沦于夷狄者二百馀年。又谓可以有为之时，莫急于今日，过今日，则恐有无及之悔。由此观之，靖康之祸，公已逆知其然，所以苦心戮力，不畏艰难，不避谤议，而每事必为者，固公旦“天未阴雨，绸缪牖户”之心也。况熙、丰之用章，公为之也。元之用章，亦公为之乎？而古今议者，乃以靖康之祸之狱独归于公，无亦秦人枭に参夷之习未忘乎？名实者，政事之本，治乱之原也。春秋二百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