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市游手之辈。况谷则减价而粜，惟富民为能应其粜，谷贱则增价而籴，惟富民为能应其籴，贫民下户，既无可粜，又不能籴，势不免于借贷。苏颖滨曰：“天下之人，无田以为农，无财以为商，禁而勿贷，不免转死于沟壑。使富民为贷，则用不仁之法，收太半之息，不然，亦不免脱衣避屋以为质，民受其困，而上不享其利。《周官》之法，使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其贵贱，而以国服为息，今可使郡县尽贷，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。”颖滨此论，则公所行青苗钱之法也。考之于古，景公之于齐，子皮之于郑，司城子罕之于宋，既皆以贷而得民。验之于今，则前此陕西一路，已翕然称便矣。然则青苗钱之放，乃所以救常平之失，而修耕敛补助之政也。
古者民多则国强，民少则国弱，兵无非民故也。宋自雍熙、端拱以来，西北多事，朝廷争言募兵。既募征行之兵，又募力役之兵，大率非游手之徒，则亡命之辈。于是始聚百万之兵而仰食于县官，非如汉、唐之初，有事则擐甲胄以蹈行陈，无事则服田积谷以广军储。冗而无制，则老弱参半，而不堪战斗；聚而不散，则偃蹇骄隋，而易于为乱。而上下以为得计，方且尽用衰世刻之术，剥吾民以之。及不可用，则又为之俯首以事骄虏，而使此辈自安于营伍之中。况是时京东、京西、淮南诸路剧盗，如王伦、张海辈，肆意横行，建旗鸣鼓，官吏逢迎入城，与之宴饮，虽有番戍之兵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兵制之坏，莫甚于此。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。其要在于训练齐民，使皆可战，稍复府兵之旧，以减募兵纾民力。当时，苏东坡极言养兵之害，而欲训练州县之土兵，以省禁兵，意亦如此。然必畿甸就绪，乃以渐推之于天下，始但隶于司农，以捕盗贼相保任，继乃肄习武事，定其赏罚，而隶于兵部，其政令一听于枢密。盖公所以计之者审矣。
民情莫不欲富，亦莫不欲逸也。宋到中叶，役法大坏，产破家亡，视为常事，而衙前州役为甚。韩绛则言，民有父自经死，冀免其子，逐嫁祖母，与母析居，以图避免者。司马公则言，自置乡户衙前以来，民益困乏，不敢营生，多种一桑，多置一牛，畜二年之粮，藏十疋之帛，则已目为富户，抉充衙前。吴充则言，乡役之中，衙前为重，至有家赀已竭，而逋负未除，子孙既没，而邻保尤逮，田地不敢多耕、骨肉不敢义聚者。然则当役之家，出钱以雇役，坊郭、女户、品官之家，敛钱以助役，官又为之卖坊场、给闲田以充雇直，固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之意也。况公之为是法也，曷示一月，民无异词，乃著为令。令下之日，物情大快，于是始行诸天下，而亦各从其便以为法。此则雇役法之大略也。诸路上供，岁有定数。年有丰凶，故出办有难易；道有远近，故劳费有多寡。典领之官，专务取赢，内外不相知，饶乏不相补，四方有倍蓰之输，中都有半价之鬻。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，以擅轻重敛散之权，而农民重困，国用无馀，于是均输之法行焉。
先王之于商也，未尝不欲抑之以惩游末，亦未尝不欲厚之以通货贿。其于民也，固尝补助于耕敛之时，又欲周给于祭祀丧纪困迫之日，此《周官》泉府之法所以为厚也。今虽万室之邑，然货之滞而不售，民之欲赊且贷者，已不赀矣，而况都会之地哉？公之所以创为市易之法者，固将抑兼并以厚商贾，备经制以利民用，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，亦欲其仁可继尔。
诸监既废，赋牧地以佐刍粟，诸兵骑战，仰给市马，而义勇保甲之马，复从官给。番部养马，既不常行，各边市马，又患不足。此户马保马之法所由以行也。然户马则蠲科赋，保马则蠲征役，而马又皆从官级也，藉使犹或少厉于民，则亦斟酌修改之而已。国固可使乏马，马顾可使独在边番，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马，岂皆官养之邪？若夫熙河一带，西控吐番，东蔽泾、凉，夏人右臂，实维兹地。若使彼间而取之，则岂惟延一路不解甲哉？将秦陇复受兵矣。而西域之不可通无论也，此公所以锐意于王韶之策欤？
宋之于北虏，虽惭于纳赂，亦怯于用兵。惟怯故彼得肆无厌之求，惟惭故此常怀愤恨之意。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惭，则亦骄之以图其后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骄之，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。此公所以割地畀辽，且曰“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”也。他如销并军营，修复水利，罢诗赋，颁经义，与夫方田之法之类，虽若纷然并出于一时，然君以尧、舜其民之心坚主之于上，臣以尧、舜其君之心力赞之于下，要皆以为天下而非私己也。诸臣若能原其心以议其法，因其得以救其失，推广以究未明之义，损益以矫偏胜之情，务在协心一德，博求贤才，以行新法，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。
而乃一令方下，一谤随之，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，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。台谏借此以贾敢言之名，公卿借此以徼恤民之誉。远方下吏，随声附和，以自托于廷臣之党，而政事之堂，几为交恶之地。且当是时，下则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为倡乱之端，远则未有二虏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逊之语，而缙绅之士，先自交构横溃，汹汹如狂，人挟胜心，牢不可破。祖宗之法，概以为善，其果皆善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