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于春秋贤卿大夫，至其束私见而挛故习，虽贤者不免焉，则是非之谬于圣人久矣。何者？见有所囿则蔽于睹远，意有所诧则乐于党同，其势然也。
昔充国平羌之策，裴度伐蔡之议，此特一事耳，自其成而观之，虽庸人无疑也。而其始，举朝异之，况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张之者哉！宋之中叶，国势浸弱，民志不振，夷狄交侵，辽夏为急，犹人痈疽并发于肩臂而神力俱疲，咸以其无甚作楚，因谓之安。公既洞见天下之势，逆知夷狄之祸，而独忧之。故每启昭陵以“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，而拳拳以晋武、梁武趋过目前”为戒。盖欲早为之所也。其相裕陵以更化，盖将通壅滞，实藏府也。诸贤既罔或齐公之见，怪其行用，而客气胜心以逞，又复攘臂其间。讦以为直，不孙为勇，夫子之所恶也，而世以为贤。甚至撄人心，挟天变，以要其上而党排之，必使公不得究其志，至元尽罢新法而后快。则彼虽幽、厉之政，宜可反而中兴，复文、武之境土矣。乃顾自贻绍圣之戚，因循而致靖康之祸，卒使中国沦陷，一如公所忧者，果谁执其咎。而顾横加诸公，是尚为有是非之心乎？使继相者有若明道，以大公之学善其后，则于公有光矣，岂至沦胥以败哉？当时问相之对博举而不一及之者，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。虽然，公自谓用志精则知人明，乃亦不知荐以自代，何邪？一时英望之去多公素与，公意为天下忍之，欲俟法行还之，与乐成耳。知者行之，仁者守之，明道已不可其说，而公不从，卒贻后悔，非亦有所蔽与？公谓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，是也。其忧斯民之左衽，不以身家贰其志，岂非自任以至诚恻怛得先王之道乎？而不知其激于群言果于行法者，已不免意必偏党之私，其心之于哀矜而有所忿忄矣，乌能得其正而不辟哉？是公之所以为蔽，不精于圣学之过也，于诸贤何独尤哉？至其洞见幽远，图患于未形，虽圣人不易也。其后忠定因水灾而忧虏变，盖公之馀明也，而天下服其忠知。钦高相之不下，裕陵之倚公者以此。然其御击恢复诸策亦卒夺于谗议而几危其身，况公图之于未形乎？于乎，有宋夷狄之祸极矣。使公不能制之于未乱之前，而忠定不能救之于既变之后，则横议之祸流也。夫学术不明，使下无公论，上无信史，蔽人心而夺国是，卒亡宋于虏，岂独使公负重毁于后世哉！此余所以重为千古发慨而不能已也。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，介庵子序之详矣。后世亦多祖而用之，故余略焉，特取其大而隐者著之耳。
昔陈申公述郑亚之言以序李集，谓其“蕴开物致君之才，居丞弼上公之位，建靖难平戎之策，垂经天纬地之文。”公虽未尽得先王之道也，将不优于斯语乎？善读公集者，当自得之矣。应侯，宁波人。公尝令鄞邑，称循吏而庙食焉，民至今神之。其法施于民也，侯习闻之，故梓其集于临川云。
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，邑后学陈九川叙。
【书临川文集后】
嘉靖丙午秋八月，临川邑侯象川应君，刻《荆国王文公集》成，谓衮邑人也，宜有以序其事。昔我象山陆文安公序公祠堂于宋，草庐吴文正公序公文集于元，二公皆命世大儒，其事核而精，其文直而肆，公之纯疵得失，犹方员之囿于规矩也。予末小子，安敢复有所赘？然窃惟公之相业，所以未能成先资之信，快人心之公者，直以变法之故尔。二公之言，虽已抉发隐义，提挈宏纲，而其端绪曲折，尚若有未暇及者。故虽不敏，不敢过避焉。夫善观人者必验乎心迹，善为治者必核乎名实。心迹不明，则名实不正，名实不正，则爵禄废置、生诛予夺皆失其道，而天下之治靡矣。若公与神宗之事，岂非千万世名实不正之最甚者乎？宋之有天下，燕、云尽失，契丹已强于北，元昊继起，兵力又夺于西，不能数战。则其势不得不出于求和。转输金缯，每岁不赀，卑礼甘言，惟恐挑祸。汉之文、景，国辱而民不困，时则有文、景之辱，而无文、景之利。此盖凛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势也。治平、熙宁之际，上元刂下弊，纲纪法度，根本枝叶，无不受病。譬如中年之人，虽容色言动，无异少时，然纵恣之馀，腹心肝鬲之疾，缠绵胶锢，待时而发，此盖断然不容怠忽玩忄曷之时也。神宗深知天下之势，将欲大有所为，而又不御游畋，不治宫室，眷求义德，与图治理，诚旷世一出，人臣所当效力致死之君也。乃公之节行文章，既已大过于人，而道德经济又独以身任之。当仁宗在位之日，使回一书，究极治体，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时变，与区区随世迁就诸人，规模别。继论时政，则语意益切，岌然如祸乱之逼乎其后，贾太傅之痛哭，刘贤良之剀切，可谓异世同符矣。有臣如此，盖亦旷世一出，人君所当虚己委任、共享天心者也。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，而时势所值，又当否泰安危、往来消长之际，然则公与神宗所以悉心谋议、创制立法，而将以伸其大有为之志于天下，岂但君臣之分义则然，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。
今考当时常平仓，司马公所谓“三代之良法，放青苗钱之害小，废常平仓之害大”者也。然积滞不散，侵移他用，平时既无补于贫民，必待年凶物贵，然后出粜，而所及者又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