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颂》而不存七篇之阙目，充其僻见，且似夫子删修，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，盖逐于时趋，而误以襞积补苴，为足尽天地之能事也(《博约上》)。
寻章氏之意，盖以古人之史籍，于撰述之外，别有记注一种，所谓别有专书，即属于记注之类也。即其所指名物器数之微，所称策括纂要之书，悉当属于记注，而与撰述无与者也。章氏尊扬通史，故极称郑樵，视记注之书下于通史一等，故谓王伯厚之书为纂辑，而不得谓之著述。同时有戴震，以精于名物器数，见称一时；而章氏不以为然，其曰以襞积补苴为学者，指戴震一派而言也。以史学见解言，襞积补苴，本属于纂辑一类，亦得名之为记注，而不得以撰述称之，故章氏又谓吾于史学，贵其著述成家，不取方圆求备，有同类纂(《家书》)，是其立言之旨，仍以撰述为极则，求之古人，则马、班其首选也。抑章氏之论史，又有不止于此者。如云：
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盖曰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。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，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。然夫子所取，不在彼而在此，则史家著述之道，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。自迁、固后，史家既无别识心裁，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，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，而缀学之士，嚣然起而争之，然则充其所论，即一切科举乏文辞，胥吏之簿籍，其明白无疵，确实有据，转觉贤于迁、固远矣(《申郑》)。
又云：
吾于史学盖有天授，自信发凡起例，多为后世开山，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。不知刘言史法，吾言史意，刘议馆局纂修，吾议一家著述，截然分途，不相入也(《家书》)。
又云：
郑樵有史识，而未有史学，曾巩具史学，而不具史法，刘知幾得史法，而不得史意，此余《文史通义》所为作也(《和州志 志隅自序》)。
是则章氏之所自负者，惟在深通史意，亦即孔子自谓窃取之义也。其所谓史意、史义，又即所称别识心裁，凡此皆申明重撰述而轻记注之旨也。章氏又云：
《通志》精要，在乎义例，盖一家之言，诸子之学识，而寓于诸史之规矩，原不以考据见长也。……《文献通考》之类虽仿《通典》，而分析比次，实为类书之学，书无别识通裁，便于对策敷陈之用(《释通》)。
章氏之盛称《通志》，以为其书有别识通裁，近于撰述，而甚鄙马端临不明史意，无别识通裁寓乎其中，故以类书目之，亦以其近于记注也。窃尝论之，记注、撰述之分，变动不居者也，前日视为撰述者，正为今日之记注，后日视为记注者，亦即今日之撰述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，可谓撰述矣，而太史公据为史料以修《史记》，是即以记注视之，今之撰新通史者，亦尝据“二十五史”为史料，故论者谓吾国旧史，悉当以史料视之，是亦不以为撰述矣。即以今之通史、专史论之，皆所谓撰述也，通史所述为概括之事实，专史所述具一类之始末，撰通史者，必取资于各专史，是则视专史如记注矣，然则谓之史钞类纂可乎。有如李焘之《续鉴长编》、李心传之《系年要录》、马端临之《文献通考》，章氏视为史钞类纂者，为之正自不易，必先有此等史钞类纂之书，然后具有别识心裁之撰述，乃易于措手。章氏尊扬通史，故重撰述而抑钞纂，似谓专史亦不得尸撰述之名者，岂其然乎，岂其然乎
第四所宜论者，则方志学之建立也。刘、章二氏皆有志于修史，刘氏为史官甚久，承命修国史、实录，而以不得行其志，遂不甚措意于此，终亦不能自撰一史，以见其志，仅撰《史通》，以示作史之准则而已。章氏虽成进士，而不得与翰林之选，清之翰林，即前世之史官也。官修之史，章氏既不得与，乃欲自撰一史，致力于赵宋之书，终以力有不逮，而徒记空言，转而寄其意于修志，盖以方志亦一方之史也。章氏于此旨颇有阐发，如云：
有天下之史，有一国之史，有一家之史，有一人之史。传、状、志、述，一人之史也，家乘、谱牒，一家之史也，部、府、县、志，一国之史也，综纪一朝，天下之史也。比人而后有家，比家而后有国，比国而后有天下，惟分者极其详，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(《州县请立志科议》)。
又云：
郡县志乘，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，而近代修志诸家，误仿唐、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。《周官》外史，掌四方之志，注谓若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梼杌》、鲁之《春秋》，是一国之史，无所不载，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，夫子作《春秋》，而必征百国宝书，是其义矣。若夫图经之用，乃是地理专门，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。注，版谓户籍，图谓土地形象、田地广狭，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。是方志之与图经，其体截然不同，而后人不辨其类，盖已久矣。……知方志非地理专书，则山川、都里、坊表、名胜，皆当汇入地理，而不可分占篇目，失宾主之义也。知方志为国史取裁，则人物当详子史传，而不可节录大略，艺文当详载书目，而不可类选诗文也。知方志为史部要删，则胥吏案牍，文士綺言，皆无所用，而体裁当规史法也。夫家有谱，州县有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