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部书》)。
刘氏所谓当时之简，与郑氏所谓史，皆指属于记注之史料，刘氏所谓后来之笔，与郑氏所谓书，皆属于撰述之史著，与章氏所论，前后若合符节，特二氏所言，不过摘举其要，迨至章氏乃为之发挥尽致耳。章氏又引申其旨云：
撰述欲其圆而神，记注欲其方以智也，夫智以藏往，神以知来，记注欲往事之不忘，撰述欲来者之兴起，故记注藏往似智，而撰述知来拟神也。藏往欲其赅备无遗，故体有一定，而其德为方，知来欲其抉择去取，故例不拘常，而其德为圆(《文史通义 书教下》)。
第章氏犹以为未尽，又有所谓著述与比类之别，比次、独断、考索之分。其论著述与比类云：
古人一事，必具数家之学，著述与比类两家，其大要也。班氏撰《汉书》，为一家著述矣，刘歆、贾护之《汉记》，其比类也，司马撰《通鉴》，为一家著述矣。二刘、范氏之《长编》，其比类也。两家本自相因，而不相妨害，但为比类之业者，必知著述之意，而所次比之材，可使著述者出，得所凭藉，有以恣其纵横变化，又必知己之比类，与著述者各有渊源，而不可以比类之密，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，比类之整齐，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，则善矣。盖著述譬之韩信运兵，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，二者固缺一不可，而其人之才，固易地不可为良者也(《报黄大俞书》)。
又论比次、独断、考索云：
天下有比次之书，有独断之学，有考索之功，三者各有所主，而不能相通。由汉氏以来，学者以其所得之撰述，以自表见者，盖不少矣。高明者多独断之学，沈潜者尚考索之功，天下之学术，不能不具此二途。譬如日昼而月夜，暑夏而寒冬，以之推代而成岁功，则有相需之益，以之自封而立畛域，则有两伤之弊。……若夫比次之书，则掌故令史之孔目，簿书记注之成格，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，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，初无他奇也。然而独断之学，非是不为取裁，考索之功，非是不为按据，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，嘉禾之不离乎粪土，是以职官、故事、案牍、图牒之书，不可轻议也。然独断之学、考索之功欲其智，而比次之书欲其愚，亦犹酒可实尊彝，而糟粕不可实尊彝，禾可登簠簋，而粪土不可登簠簋，理至明也(《答客问》)。
按此所谓比类、比次，皆指记注而言，所谓著述，固与撰述无殊，而独断、考索二者，又为撰述之所必具，皆与前说互相发明，而又语益加详者也。考史部分类，始于《隋志》，其后诸史未有大异，其分类之标准，概以纪传、编年之史为主，而以其他属于史者附入之，刘知幾概称前书为正史，其余则榷为十流，于《史通 杂述篇》论之，亦导源于《隋志》者也。现世史籍之分类，其法不一，而以史料、史著分为两类，为最新之方法，或谓此受远西史学传来之影响，与中国无与，不知百余年前，有若章氏，已为之阐发无遗，此较六经皆史之说，尤为可贵而有据，故治史之士，乐为述之。
第三所宜论者，则通史之倡导也。章氏虽以记注与撰述并言，亦谓记注为古人所重，然终不以记注为作史之极则，故甚尊扬通史，其持论大旨，具于《释通》、《申郑》二篇，前于述郑氏《通志》时，已为略举之矣。其他诸作，于重撰述而轻记注之旨，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，试举数例，以见其然。其一云：
迁、固书志，采其纲领，讨论大凡，使诵习者，可以推验一朝梗概，得与纪传互相发明，足矣。至于名物器数，以谓别有专书，不求全备，犹左氏之数典征文，不必具《周官》之纤悉也。司马《礼书》，末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，其他抑可知矣。自沈、范以降，讨论之旨渐微，器数之加渐广，至欧阳《新唐》之志，以十三名目，成书至五十卷，官府簿书，泉货注记，分门别类，惟恐不详，《宋》、《金》、《元史》，繁猥愈甚，连床叠几，难窥统要，是殆欲以周官职事，经礼容仪，尽入《春秋》，始称全体，则夫子删述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不必分经为六矣。马、班岂不知名物器物不容忽略，盖谓各有成书，不容于一家之言曲折求备耳。惟夫经生策括，类家纂要，本非著作，但欲事物兼该，便于寻检，史家纲纪群言，将勒不朽，而惟沾沾器数，拾给不暇，是则不知《春秋》、《官》、《礼》意可互求，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(《毫州志掌故例议上》)。
其二云：
或曰，王伯厚氏搜罗摘抉，穷幽极微，其于经传子史，名物制数，贯串旁骛，实能讨先儒所未备，其所纂辑诸书，至今学者，资衣被焉，岂可以待问之学而忽之哉。答曰，王伯厚氏盖因名而求实者也。王氏因待问而求学，既知学则超乎待问矣。然王氏诸书，谓之纂辑可也，谓之著述则不可也，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，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。今之博雅君子，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，而终身无得于学者，正坐宗仰王氏，而误执求知之功力，以为学即在是尔。学与功力，实相似而不同，学不可以骤几，人当致功乎功力则可耳，指功力以为学，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。……今之俗儒，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《春秋》，又憾戴公得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