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国有史，其义一也，然家谱有征，则县志取焉，县志有征，则国史取焉，今修一代之史，盖有取于家谱者矣，未闻取于县志，则荒略无稽，荐绅先生所难言也。然其故实，始于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，此则不可不明辨也(《代张吉甫司马撰《大名县志》序》)。
盖国史与方志，本为同条共贯之书，不过一纪国家之事，一纪地方之事，范围有广狭之殊，而同属于史，则无疑义。第自来论者，多谓方志为专详地理之书，与章氏同时之戴震，即力持其义，曾谓志以考地理，但悉心于地理沿革，则志事已竟(见章氏《记与戴东原论修志》)。故隋、唐以来诸史之经籍、艺文等志，皆以方志之书入史部地理类。直至章氏，始辨析方志与图经之别，方志应如《吴越春秋》、《华阳国志》，为别史之一种，此可谓创通大义前无古人者矣。余考章氏立论之精者，无过于《方志立三书议》，其略云：
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，必立三家之学，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。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，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，仿《文选》、《文苑》之体而作文征，三者相辅而行，缺一不可，合而为一，尤不可也。
考章氏此论，盖与上文六经皆史之说，记注与撰述之分，以及通史之倡导，皆有互相贯通之义。何以明之 兹以六经皆史为原则，而六经即有撰述与记注之分，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则撰述也，“三礼”及《诗》，则记注也；再细分之，则“三礼”属于记注中之掌故一类，《诗》属于记注中之文征一类，是则方志之立三书，实原于六经皆史之旨矣。章氏尝谓
古人之于名物器数，别有专书详之，撰史者不必求备，故所倡导之通史，必以合于撰述者为依归，而于掌故、文献二者，则述之不必太详，以别于史钞类纂，皆此旨也。且章氏之于方志，不仅坐而言之已也，如所撰《和州》、《亳州》、《永清》、《天门》诸志及《湖北通志》，皆能以其义例，实现于著述之中，可谓能实践其言矣。又有进于此者，章氏所撰诸志，纪传、表、考(易志称考又称书以避大名)，诸体略备，一如正史，以树方志为史之规，其于列传，则佐之以表，凡其人已于正史有传者，则具其名于表，并曰事详某史，其正史所不具者，或史具而多漏略者，始为传以传之；又极重图，不惟舆地宜有图，建置水道，更宜分列专图；又谓艺文应专列书目，附以提要，别以诗文，入之文征；又为别撰掌故，以实现其方志分立三书之旨。又其治史主于诸史目录之后，别撰别录附焉。且为之说云，诚得以事为纲，而纪、志、表、传之与事相贯者，各注于别录，则详略可以互纠，而繁复可以检省，治史要义，未有加于此也(《史篇别录例议》)。此又推其修志之法以治史，以明史志之相通。以上所述，皆章氏所建立之方志学，具有别识通裁成一家之言者也。
第五所应论者，则校雠学之阐明也。吾国校雠之学，始于刘向、刘歆父子，汉成帝时，诏光禄大夫刘向总群书，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迨向卒，哀帝复使向子歆，卒其父业，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(据《汉志》)，而向复有《别录》二十卷。夫条其篇目是谓著录，撮其指意是为提要，《七略》、《别录》，由是而分，亦后世解题、提要之书之所本也。未几班固据《七略》而撰《汉书 艺文志》，有著录而无提要，又去其《辑略》一篇，而为六略。《隋志》以下，继以著录，于是流而为目录之学，而校雠之旨微矣。宋代曾巩奉时君之命，校理秘阁群书，每一书已，必撰一序以述其旨，录而奏之，即师向、歆之成法。然巩为辞章之士，远于学术，非真能究明校雠之旨者。其后郑樵，乃于《通志》中撰《校雠略》，以明部次群籍之法。惟当郑氏之世，《七略》、《别录》均已亡佚，仅就《汉志》考论，未能窥向、歆学术之全，且樵重通史而轻断代，诋谟諆班氏太过，其于《汉志》亦有吹毛索瘢之病，不得以为定论也。章氏承樵之风，而作《校雠通义》，以发明古人官师合一之旨为最精。其言曰：
有官斯有法，故法具于官，有法斯有书，故官守其书，有书斯有学，故师传其学，有学斯有业，故弟子习其业，官守学业，皆出于一，而天下以同文为治，故私门无著述文字。……秦人禁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而云欲学法令者，以吏为师，其弃《诗》、《书》非也，其曰以吏为师，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。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，想见三代盛时，《礼》以宗伯为师，《乐》以司乐为师，《诗》以太师为师，《书》以外史为师，三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亦若是而已矣，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(《校雠通义 原道》) 。
盖自表面观之，秦人以吏为师，似为衰世之法，不知其正合古制，此由《七略》、诸子十家出于王官之说推而得之，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矣。次则谓著录之法，甲乙部次不同，而其书含有两种学术以上者，可用《七略》互注之法，分见各部(据班氏《汉志 自注》)，以收申明流别曲尽其用之效。又如“孔子三朝记”出于《礼记》，“弟子职”出于《管子》。而《七略》两著其目，是为裁篇别出之法，此亦章氏之所阐明也。至如所云，校雠之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