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宜尽取四库之藏，中外之籍，择其中之人名、地号、官阶、书目，凡一切有名可治，有数可稽者，略仿《佩文韵府》之例，悉编为韵，乃于本韵之下，注明原书出处，及先后编第，自一见再见，以至数干百，皆详注之，藏之馆中，以为群书之总类，遇有疑似之处，即名而求其编韵，因韵而检其本书，参互错综，即可得其至是(同上，《校雠条理》)，又即今日盛行之索引法。同时汪辉祖撰《史姓韵编》、《三史同姓名录》二书，章氏曾为叙之，即本此论而作者也。其于郑氏所论，多所订正，兹不悉举。惟其后又撰《史籍考》，期与朱彝尊《经义考》相配，其纂辑要旨，具于《论修史籍考要略》、《史考释例》二篇之中。《要略》所举之例：“一曰古逸宜存，二曰家法宜辨，三曰翦裁宜法，四曰逸篇宜采，五曰嫌名宜辨，六曰经部宜通，七曰子部宜择，八曰集部宜裁，九曰方志宜选，十曰谱牒宜略，十一曰考异宜精，十二曰板刻宜详，十三曰制书宜尊，十四曰禁例宜明，十五曰采摭宜详。”《释例》则谓：“著录之书，肇自刘氏《七略》，班氏因之，而述《艺文》，自是荀《簿》，阮《录》，《隋籍》、《唐艺》，公私迭有撰记，其因著录而为考订，则刘向《别录》以下，未有继者，宋晁氏公武、陈氏振孙始有专书，而马氏《文献通考》遂因之以著经籍，学者便之。”又云：“考订与著录，事虽相贯，而用力不同，著录贵明类例，求于书之面目者也，考订贵详端委，求于书之精要者也。”盖晁氏之《郡斋读书志》，陈氏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于著录书名、卷数、撰人之后，系以提要，说明其书之旨趣，间以考订其得失，此即清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之所由昉也。朱氏《经义考》，先分四柱，首著书名，名下注其入名，次行列其著录卷数，三行判其存佚及缺与未见，次系以序论、类跋、目次，最后附以考证，故其书原称《经义存亡考》。章氏仿之，而于序论、题跋多从节删，以避烦冗，盖其所论校雠之法，悉实现于此书，惜以其亡而不得窥见也。
上述五事，已将章氏之史学，撷举大要，不必再为旁举矣。惟章氏既以能得史意自负，故于史学亦有所阐明，此不可以无述也。章氏之言曰：
古无史学，其以史见长者，大抵深于《春秋》者也。陆贾、史迁诸书，刘、班部于《春秋》，家学得其本矣。古人书简而例约，虽治史者之法《春秋》，犹未若后世治经学者之说《春秋》繁而不可胜也。故《春秋》之义行，而名史皆能自得于不言之表焉。马、班、陈氏不作，而史学衰，于是史书有专部，而所部之书，转有不尽出于史学者矣。盖学术歧而人事亦异于古，固江河之势也(《史考释例》)。
又云：
古人史学口授心传，而无成书，其有成书，即其所著之史是也。马迁父子再世，半班固兄妹三修，当显、肃之际，人文蔚然盛矣，而班固既卒，《汉书》未成，岂举朝之士不能赞襄汉业，而必使其女弟曹昭就东观而成之，抑何故哉 正以专门家学，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必须口耳转授，非笔墨所能罄，马迁所谓藏名山而传之必于其人也。自史学亡，而始有史学之名，盖史学之家法失传，而后人攻取前人之史以为学，异乎古人以学著为史也(同上)。
盖章氏喜陈古以刺今，故谓马、班、陈氏不作而史学衰，然谓古人史学无成书，其有成书，即其所著之史，则为精确不易之论。试考刘知幾以前，何曾有论史专书，考史学者，即于所著之史求之，此外则无有也。至谓史学亡而始有史学之名，史学之家法失传，而后人攻取前人之史以为史，此则出于尊古卑今之见，即实论之，未见其然。夫古人之作史者，如左、马、班、陈，诚卓卓可称矣。然于史学之科律，既未之阐明，即后学之治史者，亦苦无从著手，非古人之智虑及不此也， 尔时去古未远，著述尚质，文成而后法立，学即寓于书中，作史者本不需法，又何史学之足云。魏、晋以后，史籍渐繁，载言之士，不必尽预作史之选，预其选者，亦未必尽申其志，于是以其余暇，囊括诸史，榷其利病，而《史通》一书，缘之以作，而史学之成家，亦始于是时。凡一学术之成，皆由时势孕育激荡使然，不有子玄，亦必有人能撰是书。章氏谓郑樵有史识，曾巩具史学，刘知幾得史法，岂所谓史识、史法，皆不得谓之史学乎 夫别史识于史学之外，始于刘知幾，然非谓有史识者，不必具有史学也。章氏又谓刘言史法，吾言史意，似史意又超乎史法之上，不知史学之包蕴至广，所谓史识、史法、史意，皆具史学之一体，盖必知孔子所谓其事其文其义，三者合而一之，乃得谓之史学也。第章氏又分史学专部，为考订、义例、评论、蒙求四门，并为之区分曰：
世士以博稽言史，则史考也；以文笔言史，则史选也；以故实言史，则史纂也；以议论言史，则史评也；以体裁言史，则史例也。南宋至今积学之士，不过史纂、史考、史例，能文之士，不过史选、史评，古人所为史学，则未之闻矣。(《上朱大司马论文》)
兹以愚见论之，蒙求之书，固不足以当史学，然如史纂、史考、史评、史例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