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题甲子之旨也。又其《自序》有云：“或勉以北学于中国，嘻有志焉，然吾衰矣”，是其不肯仕元之意，显然可睹。至序中“宋朝英宗皇帝”一语，疑元人刊书时所易，原文应曰“国朝”，此又可一览而知者也。自来著录家，皆称三省为元人，非是，若为正其称曰宋人，庶几符其意志乎。王应麟《通鉴地理通释》，撰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，为宋亡之明年，而《自跋》亦但题曰上章执徐，亦犹三省之用心也。元人袁桷《清容集》，谓三省经三十年之兵难，稿凡三失，乙酉岁留袁氏家塾，日手钞定注，己丑寇作，以书藏窖中得免。按己丑为至元二十<八>[六] 年，所谓寇作，不知何指 至谓乙酉之前，稿凡三失，亦不尽可信，应以自叙为主。三省之注《通鉴》，尝自比于颜
否，臣瓒总诸家之说，而驳以己见，至小颜新注，则又讥服应之疏紊尚多，苏晋之剖断盖鲜，訾臣瓒以差爽，诋蔡谟以牴牾，自谓穷波讨源，构会甄释，无复遗恨，而刘氏兄弟之所以议颜者，犹颜之议前人也，人苦不自觉，前注之失，吾知之，吾注之失，吾不能知也。”盖胡注之于《通鉴》，亦所谓“穷波讨源，构会甄释，无复遗恨”者，其于名物训诂，固已奧衍浩博矣，所释地理，尤为精审，偶有小失，无害其大，故吾谓胡氏为《通鉴》功臣，非溢美也。
《通鉴》一书，迄于五代，有宋以后，尚待续修，南宋李焘踵《通鉴》之例，备采北宋一祖八宗一百六十余年之事迹，起太祖建隆元年，迄钦宗靖康二年，以成一书。焘谦不敢言续《通鉴》；以光修《通鉴》时，先成《长络》，乃曰吾书可名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及以其书上进，孝宗览之：则曰吾已许李焘题为《续通鉴长编》矣。《通鉴》为时所重，至于如此，而焘书之可贵，亦由此见之矣。
后于孝宗淳熙元年，纂成全书九百八十卷，《举要目录》六十八卷，合为一千又三十六卷(据《建炎朝野杂记》甲四及《玉海》四十七)六百八十七册，重为上进。然《文献通考》仅著录《长编》一百六十八卷，与上进者多寡悬殊特甚，或谓前者并子卷计之，亦不为无因也。明初修《永乐大典》，曾以是书录入宋字韵下，而徐乾学于康熙初，获旧本一百七十五卷于泰兴季氏，凡太祖、太宗；真宗、仁宗、英宗五朝，《大典》本正文及分注之考异，皆视徐氏本加详，神宗、哲宗二朝，徐本所阙，亦具载于《大典》，而《大典》所阙者，惟徽宗、钦宗二朝及熙宁、绍圣间七年之事耳。此书已由四库馆臣自《大典》辑出，厘为五百二十卷。以余所知，如薛映、王曾、宋绶三氏《奉使契丹行程记》，具录宋国史《契丹传》者，而是书一一具载之，可与《文献通考》(契丹传)、《辽史 地理志》互证，又可正《契丹国志》之误。其《进书状》，则谓“宁失之繁，勿失之略”，命名“长编”，正以此故。其后杨仲良(亦宋人)因焘书以撰《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一百五十卷(中有阙卷)。凡《长编》所阙之卷，尚可据此得其梗概。清代黄以周等遂据杨书以撰《续资治通鉴拾补》六十卷，于是《长编》之全书，乃大略可识矣。续李氏《长编》者，则有李心传(南宋人)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二百卷，与《长编》、《要录》互证者，则有徐梦莘(南宋人)之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二百五十卷。《要录》一书，述高宗一朝三十六年之事，编年系月，全仿《通鉴》，而上与《长编》相续。《会编》则自徽宗政和七年七月与金人海上通好之日起，至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完颜亮犯淮败亡之日止，凡分三帙，以政和、宣和为上帙，靖康为中帙，建炎、绍兴为下帙，专叙徽、钦、高三朝与金人结盟败盟之事，故名目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。其书亦为编年体，惟每事先立一纲，其下取诸家所说及制、诏、书、疏、传、志以详其究竟，实为编年体之别派，而与朱熹《通鉴纲目》互相呼应者也。凡《长编》、《要录》、《会编》三书，皆引证赅洽，具举原书，《要录》则与《长编》相近，而《会编》视二书为尤详。心传、梦莘二氏，生于同时，年世相仿，《要录》成书在前，为梦莘所见，故《会编》一再引用之。及《会编》成书行世，而《要录》尚未刊行，故心传又屡引《会编》之说，且《会编》所录，虽以宋金交涉为限，而《长编》所佚之两朝事，亦可藉此考见其梗概，吾故因论《长编》，而将《要录》、《会编》二书附及之。
上述二李氏之书，皆不得谓之《续通鉴》，而真能续《通鉴》者，则别有其书在。明人王宗沐、薛应旂皆撰《宋元通鉴》，以续司马氏之书，其文视二李氏为简，已异乎《长编》之体矣。然其所采之书甚少，如《长编》、《要录》、《会编》诸书，皆未寓目，遑言造作；王书有年月参错事迹脱落之失，薛书更以表章理学为主，其他则不甚措意。其于《辽》、《金》二史，所录尤少，盖有鄙夷不屑道之意存焉；以言续《鉴》，尚有不称。其足以当续《鉴》之称而无愧者，其徐、毕二氏之书乎。清代徐乾学始撰《资治通鉴后编》一百八十四卷，与其役者为万斯同、阎若璩、胡渭，皆一时之选也。其书于事迹之详略先后有应参订者，皆依司马光例作《考异》以折衷之，其诸家议论足资阐发者，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