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)。依此所释，则光虽不欲尸续经之名，而实际已不啻续之矣。光既自言，因丘明编年之体，仿荀悦简要之文，故于书中义例，皆为论以发之，而起以“臣光曰”一语，此即用《左传》“君子曰”、《汉纪》“悦曰”之例，亦由《左传》、《汉纪》二书扩而充之之明证也。且前代编年之史，有若两《汉纪》、《晋纪》、《宋略》、《齐典》、《梁典》，皆为断代之书，本可据之以通为一编，惟至宋代，多就散亡，其可见者，仅有荀、袁二纪；且《汉纪》一书，系由班书钞撮而成，绝无翦裁，殊乏精义。而《通鉴》则不然，凡前汉十二帝之纪事，虽不出荀悦所纪之范围，而与《汉纪》之面目则大异，盖取《史》、《汉》之文，徐徐自出手眼，冶于一垆，创为新作。试取其书观之，无一语不出于《史》、 《汉》，而无一处全袭《史》、《汉》，非特前汉为然，全书无不如是，所谓剥肤存液，取精用宏，神明变化，不可方物者，非《通鉴》一书不足以当之，此所以为冠绝古今之作也。且《通鉴》之难能可贵，尤在贯穿古今事迹而为一编，凡梁武、郑樵所逊谢而不能为者，而光则绰绰然有余裕矣。梁武《通史》已亡，无从取证，郑樵《通志》全书具在，非惟纪、传全出钞袭，不足置数，即其自负甚深之“二十略”，亦非有精深之义例，严密之组织，以视《通鉴》之融会众家，首尾一贯，其不可同日而语，又何待深论耶。郑樵、章学诚二氏，皆尊通史而鄙断代，樵所自造，已难满人意，而学诚更不能自造一史；近顷学人，亦盛论通史，榷其利病，具体之作，则无闻焉。求其比较精善，供人考览者，仍为《通鉴》一书。不特此也，《通鉴》于晋代则兼采用十六国史，于南北朝则兼采八朝所撰之私史，于唐、五代则兼采实录及诸家纪载，其所采用之书，多就亡佚，今人征考正史以外之史实，往往于《通鉴》求之，以得梗概，此又《通鉴》难能可贵之一端也。或谓《通鉴》尊详君臣事迹，属于政治一类，至于社会经济制度、学术文化，非其范围所及，是则仅为通史之一部，不足以概其全也。不悟中土史籍，偏重政治，君臣事迹之外，皆属语焉不详，以今人之见衡论古人，讵能得其情实。且胡三省于本书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内注云，温公作《通鉴》，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，至于礼乐、历数、天文、地理，尤致其详，读者如饮河之鼠，各充其量，此为本其命意所在，而特发其凡者。然所谓《通鉴》一书，属于政治一类者，亦非深符名实之论矣。或又谓光受英宗之命，而撰是书，设局自随，选贤为佐，与前代官修之史何异，不得与于私家撰述之林也，此亦不然。试考光之自言及刘恕所述，其蓄志修史，非一日矣，及承英宗之命，乃得实践其言；且官修诸史，皆取稟监修，任编纂者，往往阁笔相视，含毫不断，而光之修《通鉴》则无是也。编纂之役，统由自任，上无监修之牵制，下无同辈之推诿，二刘一范，则悉取光旨，共任助役，有相济之美，无意见之差，故撰人独署光名，而他人不得与，虽云近于官修，而与向来之官修者异矣。光谓修《通鉴》成，惟王胜之借一读，他人读未尽一纸，则欠伸思睡(见《通鉴胡序》、《文献通考 经籍编年考》及《容斋随笔》)，是则以文繁而不易终卷，亦常人贱近贵远之所致也。试问今之研史者，能不取《通鉴》而诵习一过乎？古人之所谓难者，正今人之所谓易，亦以其书，去今已远，为大儒鸿博所称，故竞取而读之，未尝以其繁而置之，贱近贵远之见有以使之然也。惟光已以本书浩繁，览者难省，别撰《目录》三十卷，以收提纲挈领之功，又以其中之一事，有用三四出处纂成者，别撰《考异》三十卷，以明异同去取之准，晚年又病《目录》太简，更著《举要历》八十卷，以适厥中，而未成也。至其所撰《历年图》、《百官表》、《稽古录》，无一不与《通鉴》有关，又有《释例》一卷，不必尽出光意。而刘恕又撰《通鉴外纪》十卷，起包羲氏，迄周威烈王，以补《通鉴》所不及，本应名曰《前纪》，恕以为成于病中，采摭未备，谦不敢当，改曰《外纪》。其后金履祥亦撰《通鉴前编》十八卷，《举要》三卷，然其博洽非《外纪》之比；袁枢又为《通鉴》作《纪事本末》，于纪传、编年二体之外，别创一格，将于下节论之；至王应麟有作，更为《通鉴撰答问》，撰《地理通释》；于是《通鉴》一书，遂为专门之学，可与《汉书》比隆矣。
世称颜师古为《汉书》功臣，吾谓胡三省亦《通鉴》功臣也。三省生于宋末，理宗宝祐丙辰(四年)进士，承其家学而治《通鉴》。先是刘安世有《通鉴音义》十卷，至宋末已不传。三省乃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例，厘为《广注》九十七卷，并著《论》十篇。至恭帝德祐二年丙子三月，元兵入临安，三省避地越之新昌，稿失去，乱定还乡，复购他本为之注，乃以所注并《通鉴考异》，散入本书各文之下，初名《通鉴新注》，后又易名《音注》，讫乙酉冬乃克成编。又以蜀史炤所撰《释文》，舛谬甚多，别撰《释文辨误》十二卷，以附本书之后。乙酉岁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(公元一二八五年)即宋亡后之六年，而《自序》用岁阳名，署曰■蒙作噩，其不肯题至元年号，亦陶潜于义熙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