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统，辽、金附焉；升瀛国公、益、卫二王于帝纪以存统；正亡国诸叛臣之名以明伦；列道学于循吏之前以尊儒，历二十载而成书，可谓有志之士。又谓揭阳王昂撰《宋史补》，台州王洙撰《宋史质》，皆略焉不详，至柯氏而体稍备。其后临川汤显祖义仍，祥符王惟俭损仲，吉水刘同升孝则，咸有事改修，汤、刘稿尚未定，损仲《宋史记》沈于汴水，余从吴兴潘氏钞得，仅存。(《曝书亭集》四十五《书宋史新编后》，又朱氏《明诗综》五十八《王惟俭下》，亦叙及《宋史记》，谓从吴兴钞得，未见出入意表)。愚按柯书刊于明代 ，钱大昕据以撰跋；王书未刊，因彝尊传钞，亡而复存，而钞本展转入柯劭态手，后归北京图书馆，是赵氏所说尚有未审，所宜订正者也。(归有光亦欲改修《宋史》，《外集》载论赞二十余篇可证)。全祖望一《答临川先生(李绂)问汤氏宋史帖子》云：“明季重修《宋史》者三家，临川汤礼部若士(显祖)，祥符王侍郎损仲(惟俭)，昆山顾枢部宁人(炎武)也。临川《宋史》，手自丹黄涂乙，尚未脱稿，吴兴潘侍郎昭度足成其书，网罗宋代野史，至十余簏，功卒不就。是时祥符所修，亦归昭度，然两家皆多排纂之功，而临川为佳，其书自本纪、表、志，皆有更定，而列传体例之最善者，如合道学于儒林，归嘉定误国诸臣于奸佞，列濮、荣、秀三嗣王独为一卷，以别群宗，皆属百世不易之论。至五闰禅代之际，遗臣之碌碌者多芟，建炎以后多补，庶几《宋史》之善本焉。甲申以归石门吕吉甫(潘氏之婿)，吉甫请姚江黄徵君梨洲为之卒业，成言未果，而吉甫下世，其从子无党携入京师，将据其草本开雕，无党又逝，尝谓是书若经黄徵君之手，则可以竟成一代之史，即得无党刊其草本，则流传亦易，而无如天皆有以败之。后是书展转归花山马氏、海宁沈氏，壬子之冬，沈氏诸郎言已归太仓金氏矣。然是书累易其主，所存仅本纪、列传，而其十余簏之野史，则不知流落何所，可为长太息者也。宁人改修《宋史》，闻其草本已有九十余册，乃其晚年之作，身后归徐尚书健菴，今亦不可问矣。”(以上见《鲒崎亭集》外编四十三)据此则于维骐、惟俭二本外，又有汤显祖、顾炎武二氏改修之本。梁玉绳亦云，闻前辈言汤若士有《宋史》改本，朱墨涂乙，某传当削，某传当补，某人宜合某传，某人宜附某传，皆注目录之下，划段分明。王阮亭《分甘余话》谓，临川旧本，在吴兴潘昭度家，恨无从购之。许周生云，潘中丞昭度曾欲重修《宋史》，先为《宋史钞》，摭拾最富，友人杨凤苞见其残稿十余册，其全书则散佚久矣(《瞥记》四)。按昭度为潘曾统之字，全、梁二氏所谓临川汤氏《宋史》稿本为曾纮所得者，殆即《明史》所载曾纮更定之本欤 愚检王惟俭《宋史记》稿本，其间朱墨涂乙，添注甚多，粘签无虑首数十纸，皆作绳头细书，且有将列传改撰者，凡订七十二册，有前跋云，此当为汤若士改本(记为王渔洋所撰，又渔洋《蚕尾集》有《宋史记凡例跋》)，又时有墨注，尾标“宾王”二字，是其中又有宋宾王校改之笔 ，或云悉出宾王，而汤氏所丹黄涂乙者非此本。以愚考之，全氏所谓祥符所修，亦归昭度，正与《明史》所记相雠，是则汤氏所据者，即为惟俭所修，既归于潘，又招曾异撰、徐世溥更定之，而卒用不就也。若王、汤二氏各有一稿，则汤氏所丹黄涂乙者，必用《宋史》原本，用力多而成功少，无乃不惮劳费乎。夫惟汤氏见王氏之稿，而不甚满意，遂加以丹黄涂乙之功，某氏所跋，至为得实，继之以宾王之校改，而成为今日所见之本，其本末次第固可考而知也。清乾隆中，陈黄中撰《宋史稿》二百十九卷，其自序云：
元世祖平宋，即诏开局纂修《宋史》，讫至正而后成，盖百年矣。然繁冗疏漏，秉笔者类非史才；又元初去宋未远，岁月相接，子孙之求丐，史官之假借，虚美隐恶，并所不免；亦有后裔寥落，不能表章先世，则虽当记述者，顾并逸之，后来史官，即据前书，潦草蒇事，词笔庸猥，去取踳驳，令览者读未终篇，辄欲弃去。有明一代改修者不一家，其最著者，如莆田柯维骐之《新编》，祥符王惟俭之《宋史记》，亦仅取旧史稍加删节，至其中一人两传及是非失实者，俱并仍之，较长絜短，莫能相尚。他如揭阳王昂之《史补》，天台王洙之《史质》，尤简略不详，自郐以下，无足论已。本朝通人朱彝尊，尝讥诸人长编尚未属目，辄奋笔著书行世，犹夏虫之不可语冰，因欲汇宋代诸书，考其是非异同，自定一书，惜老而未果。黄中少时，每欲仿《新唐书》事增文减之例，重加改修，卒卒未遂，然暇时每遇有关宋史诸书，随时采获，积二十年，至乾隆十三年，因尽发向日所笔记者，讨论审订，改窜旧书，历八寒暑，乃克就稿，汰繁补逸，显微阐幽，期得是非之公，用存劝惩之义。然建隆以迄绍兴，载籍极博，涉猎取材，差为完备；自时厥后，文献无征，旁搜广罗，不遗余力。旧史凡四百九十六卷，今兹取其大半，与《新唐书》之卷适相等，第较量史才，则无能为役。又欧、宋改修唐史，积十七年而后成，其预编摩者十人，皆极一时文学之选，然同时吴缜、刘羲仲等，犹并著书以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