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谬。矧在寡昧，以一手任编辑之役，成书岁月，又仅居昔贤之半，其抵牾疏漏，更百倍于前人。跧伏草茅，谨藏箧笥，随时订定，无所折衷，名以史稿，志未成也。
据序所言，则是书之成，当在乾隆二十年之后，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，而黄中卒，后为钱大昕所见，为之跋云：
吴门陈徵士和叔(黄中字)《宋史稿》本纪十二，志三十四，表三，列传一百七十，共二百十九卷。其纠旧史之失，谓韩琦与陈升之、王珪同传，薰蕕无别；陈东、欧阳澈与宋季一僧一道士同传，拟不于伦，康保裔战败降契丹，官节度使，事见《辽史》，而以冠忠义；杜审琦卒于天成二年，而以冠外戚；凌康佐本纪既书降金，而又入之忠义；李毅、窦贞固皆五代遗臣，入宋未仕，不应立传，皆确不可易。于奸臣传进史弥远、嵩之，而出曾布，颇与鄙意合。若王安石之立新法，引佥人，虽兆宋祸，而本无奸邪之心。郑清之虽党于弥远，其在相位，亦无大恶，和叔俱以奸臣目之，未免太甚矣。此稿增删涂乙，皆出和叔手迹，然前后义例，未能画一，纪传无论赞，志无总序，盖犹未定之稿，较之柯氏《新编》，当在伯仲之间耳（《潜研堂文集》二十八）。
按陈氏稿本，今已不可得见 ，其改修之内容，仅可于钱氏跋中，窥其厓略。愚意乙部之作，以后出者为胜。据陈氏自序，知其用力甚深，补苴实多，且获见李焘《长编》等书，据以补柯、王二氏之缺略。则其胜于前作，自不待言。而钱氏谓与柯氏《新编》在伯仲之间，是于陈作尚有微辞，何耶 盖柯氏于《宋史》用力已深，大体略备，义例之精，尤非后来诸作所能及。朱彝尊夏虫之讥，殊失之过。钱氏生当多忌之世，亦不敢诵言其佳，故仅以二书相伯仲为言。陈书之未能付刊，亦以惧触时忌之故耳。吾谓与其舍柯书而别为改作，无宁就柯书而详加订补，改作则创始难为功，订补则因成易为力也。清代诸贤，多有志于改修《宋史》，顾炎武、朱彝尊之已见于前者无论矣，余如全祖望、杭世骏、邵晋涵、章学诚，皆有志于是，试历举之：全氏曾言，某少读《宋史》，叹其自建炎南迁，荒谬满纸，欲得以为蓝本，或更为拾遗补阙于其间，荏苒风尘，此志未遂(《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》)。此全氏有志改修《宋史》之证也。梁玉绳谓杭堇浦(世骏字)，尝命余删增《宋史》别作一书，自揆谫陋，谢不敢为(《瞥记》四)，此杭氏有志改修《宋史》之证也。章学诚尝云，时议咸谓前史榛芜，莫甚于元人三史，而措功则《宋史》尤难，邵晋涵遂慨然自任。晋涵又谓《宋史》自南渡以后，尤为荒谬，以东都赖有王氏《事略》故也，故先辑《南都事略》，欲使先后条贯粗具，然后别出心裁，更为赵宋一代全书，其标题不称“宋史”，而称“宋志”，然《南都》尚未卒业，而《宋志》亦有草创(《章氏遗书》十八《邵与桐别传》)。学诚亦自云，古人云载之空言不如见诸实事，仆思自为义例，选述一书，以明所著之非虚语，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，若如赵宋一代之书(《遗书》九《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》)。此又邵、章二氏有志改修《宋史》之明证也。大抵明人所改修之《宋史》，义例精而条理未密，故易于毕功；清贤所拟改修之《宋史》，义例不必精，而条理极密，故除陈黄中一人外，余则徒托空谈，而不能成书，盖非十数年之岁月、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役也。朱彝尊、陈黄中俱称揭阳王昂有《宋史补》。昂当为明人，其书则未之见。《四库提要》则谓沈世泊有《宋史就正编》(宋史条下)，此书亦未之见，世泊当亦明人也。明人又有邵经邦撰《弘简录》二百五十四卷，意在续《通志》，故合宋、辽、金三史为一，实不啻三史之简本；朝鲜王李祘亦撰《宋中筌》一百四十八卷，意在删繁就简(撰于清乾隆时)，此皆改修《宋史》之具体而微者也。清末陆心源撰《宋史翼》四十卷，专就方志所载宋人为《宋史》所无者补之，当与王昂之《史补》为近，所有改修与订补《宋史》之书，已大略具于是矣。
明初所修《元史》，不甚饜人之望，正有待于订补或改修。永乐中胡粹中以《元史》详于世祖以前攻战之事，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迹，顺帝时事亦多阙漏，因作《元史续编》十六卷，以综其要，此即订补《元史》之作也。惟其书起世祖至元十三年，迄顺帝至正二十八年，用编年体，大书分注，全仿《通鉴纲目》，可称“元鉴纲目”，不得谓之“续元史” 。迨至清代，则改修之作甚多，间亦有为之订补者，其别有二：其一，因《元史》芜杂缺略，而广征中土固有之史实，以补证旧闻，订正谬误，而图改造新史者，如钱大昕、魏源是也。其二，因元代疆域不以中土为限，别征西方之史实，以补中土所未闻，证中土所未确，以别造一新史者，如洪钧、屠寄、柯劭忞是也。清初邵远平始撰《元史类编》四十二卷，意在续其父经邦之《弘简录》。魏源论之曰，远平《类编》，袭郑樵《通志》之重儓，以天王宰辅庶官分题，已大偭史法，且有纪、传，无表、志，于一代经制，阙略未备 。然邵氏能取《经世大典》诸书，以补正史，不无订正之功，而世祖以下诸本纪，即为魏源《新编》所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