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明其有所受，不然，薛、欧诸公岂不知此 其说是也。若乃事隔数代，嫌忌尽捐，起而正之，亦乌容已。清代陈鱣乃依此义而作《续唐书》，以后唐继唐，故列庄宗、明宗、闵帝、末帝(欧史作废帝，此从薛史)于本纪，以南唐继后唐，故亦列烈祖、元帝、后主于本纪，摈梁、晋、汉、周于世家；向之所谓十国，除南唐外，增入岐王李茂贞，合北汉刘崇于汉世家，是为九世家，与梁、晋、汉、周并列，为十三世家；列传称二唐为诸臣，称其他为诸国臣，以示内外之分；琐细之事，俱详于表；所撰十志，合薛史之历志于天文，而别增经籍志。且为之说曰：“唐受命二百九十年，而后唐兴，历三十年后唐废，而南唐兴，又历三十年而亡，此六十九年，唐之统固未绝也；后唐系出朱邪，然本于懿宗赐姓为李，庄宗既奉天祐年号，至二十年始改元同光，立庙太原，合高祖、太宗、懿宗、昭宗为七庙，唐亡而实存焉，南唐为宪宗五代孙建王之玄孙，祀唐配天，不失旧物，尤宜大书年号，以临诸国，即如当日契丹儿晋而兄唐，高丽遣使入贡，彼尚怀唐之威灵，故尊其后裔，不敢与他国齿，奈何以晋、汉、周为正，而反以南唐为偏据乎 ”观其所论，盖与萧、郝二氏之改撰《国志》同一用心，论者不知其义，乃深怪之，以为好奇之过，尚未足以服萧、郝、、陈三氏之心也。
《宋史》成于元末，最为芜杂，明、清二代之士，致力于改撰者，颇不乏人。考其动机，厥有二端：其一，则元人以《宋史》与辽、金并列，无异李延寿之修《南、北史》，极为明代学者所不满，故叙宋亡迄于祥兴，而为卫、益二王作纪，置辽、金于外国传，以侪于西夏、高丽，如王洙、柯维骐、王惟俭之徒是也。其二，则取法欧、宋之重修《唐书》，以订误、
补阙、事增、文省为职志，清代研史之士，多主张之，其编纂之要旨，亦欲合三史为一书，以正元代之非，如陈黄中、邵晋涵、章学诚之徒是也。二者之论，各明一义，而皆有是处，未可偏废。危素于元末，曾与修宋、辽、金三史，而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其《宋史稿》五十卷(钱氏《补元史艺文志》据之)，疑此为素在史馆时所具之稿，非别有所作也。惟《明史
周叙传》，记其曾祖以立于元末时以三史体例未当，欲重修而未能，至叙官翰林学士，思继先志，于正统末 请于朝，诏许自撰，诠次数年，未及成而卒。此则为改修《宋史》之最先者。明世宗嘉靖十五年 ，廷议重修《宋史》，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严嵩董其事(见《明史》嵩传)，亦未成书。明人改修《宋史》而能毕功者，有三人焉，曰柯维骐、王惟俭、王洙是也。《明史 文苑 柯维骐传》：“《宋史》与《辽》、《金》二史旧分三书，维骐乃合之为一，以辽金附之，而列二王于本纪，褒贬去取，义例谨严，阅二十年而始成，名之曰《宋史新编》。”又《王惟俭传》云：“惟俭苦《宋史》繁芜，手删定自为一书。”洙，《明史》无传，仅康熙《临海志》云，洙著《宋史质》一百卷；考洙为正德十六年进士，维骐为嘉靖二年进士，惟俭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，洙、维骐二人之世略相接，而惟俭则二氏之后生晚学也。《史质》、《新编》二书，皆著录于《四库》存目，一则曰荒唐悖谬，偻指难穷，自有史籍以来，未有丧心病狂如此人者；一则曰，维骐强援蜀汉，增以景炎、祥兴，又以辽、金二朝置之外国，大纲之谬如是，区区补苴之功，亦不足道；是其列入存目之意，为由于尊宋统，抑辽、金，大触清廷之忌，意甚显然。洙之自序其书目：“取脱脱所修《宋史》，考究颠末，参极群书，删其繁，存其简，去其枝叶，存其本根，始于天王正纪，终于道统，自嘉靖壬辰迄丙午，凡十六年乃就，名目《史质》，以示不文。”盖洙不喜蒙元之入主中夏，以严正闰之辨为先，故于祥兴二年帝昺投海后，即以明太祖之先祖上嗣宋统，革元代之纪年而不录，以明其非正统，是则此书意在屏革元统，又与柯氏《新编》不同。沈德符《敝帚轩賸语》，称维骐作《新编》时，至于发愤自宫，以专思虑(见《四库提要》引)，其用力之精勤，即此可见。兹考《二十二史箚记》所举《宋史》疏舛之处，《新编》多已订正(如《宋史》无夏贵传，《箚记》曾论及之；而《新编》则为立传，惟以其降元列入叛臣)，是又非《史质》专重义例之比。钱大昕之论《新编》则曰，柯氏用功已深，义例亦有胜于旧史者，惜其见闻未广，有史才而无史学耳(见本集《跋宋史新编》)，斯则为平情之论矣 。惟俭之书晚成，题曰《宋史记》，时柯氏之书已行世，惟俭见之，重为订补，以成此书，体例略如《新编》，蕲合三史为一，列二王为本纪。然以晚成之故，视《新编》差为完密。其后吴兴潘曾絃得惟俭所撰《宋史》，招晋江曾异撰、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，而罢，此明代季年事也，《明史 曹学佺传》载之。据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谓惟俭家藏图籍已沈于汴梁之水，吴兴潘昭度(曾纮字)曾钞得副本，赵翼则谓副本虽未遭汴水之厄，亦终归散失，又谓维骐之书未及梓行(见《箚记》二十三)。然先是朱彝尊于柯氏《新编》、王氏《史记》皆得见之，称柯氏合宋、辽、金三史为一，以宋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