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，又有国史原本可据，而历朝所修之实录、圣训及《宣统政纪》，并蒋、王、潘、朱四氏之《东华录》，采摭甚富，史实略备，囊括以成一代之典，差足继轨前代正史之后，而资览者取资矣。第其书令人不满者，亦有多端：其一，则诸志实未备作（如氏族志），列传多有阙遗（如《麟庆传》云，子崇实、崇厚自有传，而崇实无传，又朱筠亦无传)；其二，则仓卒付印，错讹太多，而于原稿亦刊削未当(如本纪、地理志皆经刊削而后付印)；其三，则书中时流露遗臣遗民口吻，与往代修史之例不合。最后一端，即为禁此发行之理据。
右述诸史，皆属设馆官修，不出一人之手，然如《新唐书》由欧、宋二氏，殚精而成，《明史》出于万斯同私修之稿本，名为官修，准于私撰，斯为上选。次如《旧唐书》，《旧五代史》，宋、辽、金、元、清诸史，皆资实录、起居注、日录、时政记以成书，虽事有详略，文有工拙，阙误尚多，诸待订补，然亦为一代必备之典，不得以其出于官修，而薄之明矣。
(三)典 礼
典礼之书，其别有二：一曰经礼，典章制度属之，实始于周之《官礼》，后世之通典、通考、会典、会要诸书，皆其流也；一曰曲礼，节文仪注属之，实始于周之《仪礼》，后世之通礼、集礼诸书，皆其流也。《礼记》云：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各有分际，自古已然。往者秦蕙田撰《五礼通考》，以属典章制度之经礼，杂于嘉礼之中，分际不明，为余杭章氏所讥 ，是则纪典章制度之书，与言节文仪注者有别，又可知矣。《隋志》史部以职官仪注，分为二类，实合古人以经礼、曲礼分列之法。清代《四库书目》，职官自为一类，而以仪注合于政书，古人成法，因之而淆。实则职官一类，应入政书，合称政典；而言礼制之书，别为一类，仍名仪注，是为得耳。兹本此说分别次之。
自唐以来，官撰政典之书，首推唐玄宗时官撰之《唐六典》，盖以拟《周官经》而作者也。其后与此相类者，有长孙无忌等所撰之《唐律疏义》，而元代之《大元圣政典章附新集》、《至治条例》，亦其比也。然此类之书所以立一代之经制，而非以明其因革损益，犹不得被以史称。官撰之书，专详一代典制，而又以明因革损益者，其会要、会典之书乎。唐苏冕始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，为《会要》四十卷。宣宗时，又诏杨绍复次德宗以来事，为《续会要》四十卷，以崔铉监修。惟宣宗以后，记载尚阙。至宋初王溥，又为续至唐末，合前所辑为《新编唐会要》一百卷，分目五百十有四，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，颇能详核 。溥复取五代之典章制度，撰《五代会要》三十卷。二书所载，略如正史之诸志，与杜佑《通典》之体例相近，然所载史实，往往出正史外，故研史者极重视之。宋代官撰之会要，视唐尤为详备：有《庆历国朝会要》、《元丰增修五朝会要》、《政和重修会要》、《乾道续修四朝会要》、《乾道中兴会要》、《淳熙会要》、《嘉泰孝宗会要》、《庆元光宗会要》、《嘉泰宁宗会要》、《嘉定国朝会要》，其间重修续修，无虑十余次。明时其书尚存，曾以分隶《永乐大典》之各韵。清嘉庆十四年，徐松入全唐文馆，始自《大典》中录出约得五百卷，虽非完璧，而大略可睹矣。徐氏卒后。书归缪荃孙，欲由广雅书局刊行，未果，乃为提调王秉恩所窃，王氏卒后，遗书散出，为吴兴刘承干所得，凡四百七十余册，整理数年未就，最后乃由北京图书馆以原稿印行，共订二百册，不分卷。又有刘氏编订之本，凡四百六十卷虽与原稿重复，而较有条理可寻，尚未及付印。兹考其分类凡十六：一帝系、二礼、三乐、四舆服、五仪制、六崇儒、七运历、八瑞异、九职官、十选举、十一道释、十二食货 、十三刑法、十四兵、十五方域、十六蕃夷。其所载者，不限典章制度，一代之要政，往往随文附见，固《宋史》诸志所资以成书，而《宋史》所不能悉举者，又约十之七八，此严可均所以叹为天壤间绝无仅有之书也 。元人无会要，而有《经世大典》，文宗天历二年九月，敕翰林国史院与奎章阁学士，采辑本朝典故，仿唐宋会要，纂为一编，及其书成，赐名《皇朝经世大典》，盖即“大元会要”之异名也。时纂书之总裁为赵世延、虞集，纂修为马祖常、杨宗瑞、谢端、苏天爵、李好文、陈祚、宋襞、王士点，皆一时知名之士(见《元史 虞集传》)。其后欧阳玄继为总裁，李泂、揭徯斯、王守诚继为编纂，至顺二年五月书成，三年三月进呈，书凡八百八十卷，目录十二卷(又附《公牍》一卷，《纂修通议》一卷)，其目凡十：为帝号、帝训、帝制、帝系、治典、赋典、礼典、政典、宪典、工典，六典略仿《周官》及《唐六典》。今原书已亡，仅《永乐大典》残本中，窥见厓略，近人自其中辑得数种刊行之。而《元史》各志，多依据《经世大典》而成，如《食货志》，已有明文无论矣，而《兵志》之言站赤一节，更与《永乐大典》所载之《经世大典》相同，亦其证也 。今读《元文类》卷四十至四十二三卷所载《经世大典序录》全文，更可考见其厓略，盖其美富，应与《宋会要》等，惜其亡也。元代之“圣政典章”，专详章制，为会要之别一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