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盖近于明清二代之会典。明清二代皆无会要，乃改纂“会典”，以详典章制度。《明会典》初纂成于孝宗弘治十五年，凡一百八十卷，刊印行世。其后武宗正德四年，续有增辑，未及印行。神宗万历四年，再事增纂，十五年成书，厘为二百二十八卷，亦付刊印，故今传有简繁两本，皆明刊也 。书中以文职、武职两衙门分列，文职六部、都察院、九卿及诸司，武职五军都督府、锦衣卫，皆附以南京之官，典礼章制，皆以类相从。《清会典》一仿明体，始以内阁、军机处，继以六部、都察院、九卿、翰詹，而八旗内务府亦具载焉。初修于康熙，续修于雍正，至乾隆二十九年，厘为一百卷，附则例一百八十卷。嘉庆十八年重纂《会典》八十卷，《事例》九百二十卷，《图》四十六卷。光绪二十五年又增纂成书，《会典》仍为一百卷，事例则增为一千二百二十卷，图二百七十卷，故以最后勒定之本为详博。其与《明会典》异者，明以事例，并载书中，清则以事例，别于《会典》之外也(清初修本亦如明例)。考“会典”之体，以六部分叙，上仿《周礼》，次仿《唐六典》，下亦如《元典章》，所重在章制法令，与唐宋之《会要》、元之《经世大典》之兼详故事者微异，故近人有欲为明清二代别撰会要者。要而言之，二者同源异流，必兼览之而后备也。宋人徐天麟撰西汉、东汉两《会要》，辽人有《契丹会要》，(书亡，见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)。元人孟梦恂有《汉唐会要》(书亡，见《补元史艺文志》)。清人杨晨更撰《三国会要》(二十二卷)，
孙楷撰《秦会要》(二十六卷)，龙文彬撰《明会要》(八十卷)，金、元、清三代会要亦有待于补撰。往者钱仪吉撰《三国会要》(五册)，稿成未刊，又撰《晋会要》，《南北朝会要》，皆未成书。泰兴朱铭盘(曼君)纂《两晋会要》八十卷、《宋会要》五十卷、《齐会要》四十卷、、《梁会要》四十卷、《陈会要》三十卷，稿具而未能付刊(《清史稿 文苑传》载铭盘《晋会要》一百卷，尚语焉未详)，又拟纂北朝魏、齐、周、隋四朝会要，合称《两晋南北朝会要》，未竟厥功，亦可惜也。(见朱氏桂之《萼轩遗集》所载《曼君先生记年录》)。自徐氏而下，皆为私家之作，本无与于官修之史，以其不可无述，故连类及之。杜氏《通典》、马氏《文献通考》，皆为私修，别详于后；宋人宋白《续通典》二百卷，则于真宗咸平四年奉诏撰成，惜原书久亡，略有逸文可考；清代之《续通典》、《皇朝通典》、《续通考》、《皇朝通考》，皆奉敕纂修，为官书之一，理宜并述。此唐宋以来官修政典之大略也。
唐开元中，始命学士萧嵩、王仲邱等撰《大唐开元礼》一百五十卷。其中卷一至卷三为序例、卷四至七十八为吉礼、卷七十九至八十为宾礼、卷八十一至九十为军礼、卷九十一至一百三十为嘉礼、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五十为凶礼，于是唐之五礼略备，新旧《唐书》礼志皆取材是书。而杜佑《通典》于礼典中，节载《开元礼》为三十五卷，大体略备，而原书尚有传本，清代以之著录于《四库》，而外间复有新刊本。此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以后，唯一言礼之书也。宋徽宗曾命郑居中等撰《政和五礼新仪》，凡序例二十四卷、吉礼一百十一卷、宾礼二十一卷、军礼八卷、嘉礼四十二卷、凶礼十四卷，总为二百二十卷，又目录六卷、格式十卷，宋代言礼之书，莫备于此，今著录于《四库》，略有残阙。其后淳熙中，礼部、太常寺合撰《中兴礼书》行世，而《政和礼》遂格不行。金有《大金集礼》四十卷，张玮等撰，为《金史礼志》所本。明有《明集礼》五十三卷，清有《清通礼》五十卷，皆由敕撰，为两代礼制之所本 。凡仪注之书，犹政典中之有法令，故亦得备史之一体。抑吾谓典礼之有关于史，以其能明因革损益也’欲考历代之节文仪注，应取《仪礼》、《曲礼》、《开元礼》、《政和五礼》、《金明集礼》、《清通礼》合而观之，而因革损益之迹乃得以大明。昔贤之当此而无愧者，首推杜氏《通典》之《礼典》，次则秦氏之《五礼通考》，而徐乾学之《读礼通考》专详凶礼者，亦备其一体，盖此二书，实合历代之言节文仪注者，次为一编，以观其会通，盖必如是，始足以当史称。此又因唐宋官修仪注之书而附论及之也。
(四)方 志
章学诚谓后世之方志，专详一方之事，如古之列国史，应无所不载，与专详疆域山川之图经异，其说允矣。然撢究前代记地之书，二者漫无经画，区分甚难：方志为一方之史，世人已无异议，而图经亦详建置沿革人物古迹，以备史之一体，且为宋以后郡县志书所本，故述方志，不能置图经而不数。隋炀帝大业五年，始命崔廓与诸儒撰《区宇图志》二百五十卷，帝不善之，更令虞世基、许善心衍为六百卷，或又曰八百卷，曰《图志》，而《隋志》著录为一百二十九卷，《唐志》少一卷，而题曰《虞茂区宇图》，此为官撰方志图经之所始，亦古
今之钜制也 。唐太宗之子魏王泰，命其著作郎萧德言、秘书郎顾胤、记室参军蒋亚卿、功曹参军谢偃、苏勗，撰《括地志》五百五十卷，又《序略》五卷，略如吕不韦之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