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循，阙略不讲，请力为整辑，勒成钜编，于是开馆分局，集累朝之实录，采朝野之见闻，纪、传、书志，颇有成绪，忽毁于火(据《春明梦余录》十三及三十二)，后则未闻续作，诚可惜也。明代中叶以后，士大夫喜谈本朝掌故，私家作史之风亦盛，如朱国桢之《明史概》、邓元锡之《明书》、陈建之《皇明通纪》、王世贞之《贪州史料》、谈迁之《国榷》，皆撰于明亡之前，虽未尽满人意，然亦具体而微。至明末黄宗羲因之，而作《明史案》二百四十四卷，其立例有三：一曰国史取详年月，二曰野史当取是非，三曰家史备官爵世系 ，清修《明史》之规模，实基于此。清既灭明，尽得其国史，乃于康熙十八年诏修《明史》，以大学士徐元文为总裁，元文延宗羲之弟子万斯同，主于其家，委以编纂之事，元文去职，继之者为张玉书、陈廷敬、王鸿绪，皆以万氏主其事，万氏承宗羲之学，熟于明代掌故，能闇诵实录，既以布衣参史局，史馆诸纂修所撰稿，皆由万氏覆审。时鸿绪任列传，至康熙五十三年传稿成，表上之。雍正元年又表上本纪、志、表稿。时万氏虽前卒(卒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)，而世人咸谓王氏稿泰半出万氏手，后乃汇刊为《明史稿》五百卷。雍正中，张廷玉受诏为总裁，遂因鸿绪本以成书。乾隆四年廷玉《进明史表》云：“聚官私之纪载，核新旧之见闻，签帙虽多，抵牾互见，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，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，进在彤闱，颁来秘阁，首尾略具，事实颇详。在昔《汉书》取裁于马迁，《唐书》起本于刘昫，苟是非之不谬，讵因袭之为嫌，爰即成编，用为初稿。”是则廷玉等进呈之《明史》，多本于鸿绪之史稿，而鸿绪之史稿，又多出自斯同之手笔，所谓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，非谓鸿绪，实暗指斯同，《明史》在诸正史中，称为佳史，亦以此也。考乾隆刊行之《明史》，开列在事诸臣，总裁以张廷玉领衔，而无徐元文、王鸿绪，盖以当日在史馆者为限；万氏不与纂修之列者，盖以布衣主于总裁之家，而不受其职名，且已病殁在前故也。迨乾隆四十二年，高宗以《明史》本纪，所载事实，尚多疏略，特派大臣考核添修，并谕以亲阅鉴定，重刊颁行。其后乃以改订之本，刊成本纪二十四卷，顾外间觅者绝少，后自清宮觅得底本，由故宮博物院景印行世，校其所增补者，仅涉文辞之细，于史事殊少出入，受命诸臣，敷衍塞责，于此可见。惟乾隆间又尝为《明史》撰考证，光绪中长洲王颂蔚直军机日，于方略馆搜得考证正本、稿本、进呈本三种，皆限于列传，因据以撰《明史考证搪逸》四十二卷，是当日所拟修改者，原不限于本纪，观于考证可知也 。《明史》之佳，本非一端，如排纂之得当，附传之得宜，前人论之已详(如《二十二史箚记》)。前史有志而无图，《明史 历志》则增图以明历数；前史艺文志皆无断限，而《明史》艺文，惟载当代著述，此皆以古今异宜，而深得体要者。至其不满人意之处，厥惟易代之际，忌讳太多，有若辽东一隅建州三卫故事，明人记载甚多，而《明史》则讳莫如深，不著一字；记南明遗事之书，亦不下数十种，而《明史》以事涉易代，亦复语焉不详。近人治清初史者，宁取《明实录》及朝鲜人之记载，治南明史者盛道清代禁毁诸书，而以《明史》为不足观，是则于此二事，均有待于补苴，且视清代之重刊本纪为尤要，世有贤者，理而董之，是所望也。
最后则为清史，清初设国史院，以大学士领之，其后改设国史馆于禁城内，置总裁、纂修、协修诸官，皆以翰林院官所谓词臣者兼之。其所修之国史，体例如前代之正史，有本纪，有列传，有表，有志，当有清之季，已将太祖迄穆宗之十一朝本纪修竣，其后更续修德宗本纪(凡一百三十七卷)。清制，内外臣二品以上及特旨宣付、臣僚奏请，乃得立传，今坊间印行之《清史列传》八十册，即用清国史馆之底本，为历朝词臣所修者也。表、志二类，亦略具梗概。而不如本纪、列传之有成书，故无考也 。清代有起居注官，例由任其事之翰林官更番撰记，每半月为一番，其如何取材则未详，亦不同前代之有日历及时政记，惟每帝崩殂，新君嗣位，则依前代例，设实录馆，纂修先君“实录”，以为记注之总汇，又别纂“圣训”。故是时于国史馆外，别设实录馆，置总裁、提调、总纂、纂修等官，亦以词臣兼之，事毕则撤馆，而非常设，实录、圣训亦修国史者之所取资也。实录、国史两馆，皆设于禁城东华门内，蒋、王二氏自实录钞出之史料，别为《东华录》，其得名之故以此。清代实录之例，不以大臣传附入实录书卒之下，与前代异，即以国史已别为之立传也。洎清室退位，北京政府乃设置清史馆，以赵尔巽为馆长，下设总纂、提调、纂修、协修等官，任总纂者为柯劭态、王树枬、吴廷燮诸氏，皆一时绩学知名之士，至一九二八年始成书，计本纪二十五、志一百四十二、表五十三、列传三百十六，凡五百三十六卷，又目录五卷。时主其事者，鉴于北京政局动摇，力主付印，以防散佚，并仿王鸿绪《明史稿》之前例，命为《清史稿》，以示未为成书之意。刊成未几，当政禁止发行，故流传甚少。平心论之，是书积十余年之岁月，经数十学者之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