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以蒙古文字纪载，题曰《脱必赤颜》(译音)，记太祖成吉思汗以往之史事綦详，元仁宗时，察罕初译为汉文，名曰《圣武开天记》(见《元史》本传)。明太祖洪武十五年有重译本，称曰《元朝秘史》 。又有《圣武亲征录》，亦自《脱必赤颜》译出，记太祖初起及太宗时书。今所传《秘史》译本，出于《永乐大典》，清乾隆中，钱大昕钞得之，而未著录于《四库》(外间尚有原刊残本)。元文宗至顺二年，奎章阁学士虞集等，以纂修《经世大典》，请从翰林国史院取《脱必赤颜》(必一作卜)一书，以记太祖以来事迹，翰林学士承旨某言，《脱必赤颜》事关秘禁，非可令外人传写，遂止(见《元史》本纪及《虞集传》)，此是书所以有秘史之名也。此外则太祖以来之事迹，悉具于累朝实录。明初徐一夔言，元不置日历，不记起居注，独中书置时政科，遣一文学掾掌之，以事付史馆，及易一朝，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 。据此所说，元代无起居注及日历，然考《元史 百官志》，以给事中兼修起居注，左右侍仪奉御兼同修起居注，又秘书监置著作郎佐郎，如宋、辽、金制。前代著作郎，即掌修日历，元英宗时，御史孛端，曾有朝廷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之语(见《元史》本纪)。王恽修《世祖实录》，亦尝参取起居注(见《秋涧集 进实录表》)。而徐氏谓元代无起居注及日历者，岂以元之末世，虚置其官而不事其事之谓欤。故其后可据者，只有实录。明太祖洪武元年，徐达率军入北京，始得元十三朝实录，据钱氏《元史 艺文志》所考，元有十五帝之实录，此称十三朝者，睿宗、顺宗，皆由追谥，身未为帝，故置而不数也。元英宗时(至治元年)，诏修《仁宗实录》及《后妃功臣传》，顺帝时(至元元年)，又诏修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传(见《元史》本纪)。又谢端曾预修文宗、明宗、宁宗三朝实录及累朝功臣列传(见本传)，凡此所谓累朝后妃功臣列传，必亦为明人所得，故得据之以修《元史》。元人所撰之《经世大典》、《大一统志》，于一代之典章及舆地，纪载綦详，明初其书具在，又得据之以撰诸志，《元史》成功之易，亦由于此。徐一夔谓《元史》自太祖至宁宗十三朝，悉据实录修成，又有《经世大典》，可以参稽(《明史》本传及朱彝尊《徐一夔传》)，此《元史》依据实录、大典之证也。明修《元史》凡二次：第一次，洪武二年二月开局，八月成书；第二次三年二月开局，七月成书，总裁官为宋濂、王祎。据宋濂序，第一次，凡成纪三十七卷、志五十三卷、表六卷、传六十三卷，顺帝时无实录可徵，未得为完书，复诏有司，徵采史事，以续成之，故第二次，又成纪十卷、志五卷、表二卷、传三十六卷。今考《元史》目录，本纪四十七卷，其卷三十八以下，则续成之《顺帝纪》也；志
表之次第不动，续成之志五卷，列入志第三下为五行二，第十七下为河渠三，第二十七下为祭祀六，第四十一下为百官八，第四十五下为食货五；续成之表二卷，列入第五下为三公二，第六下为宰相二；而卷次之总数，仍照增，此可考而知者也。或谓列传第三十三，始以开国时之耶律楚材、张柔、史天倪等，次于元末死事诸臣泰不花之后，是为续修之证(《二十二史箚记》有此说)。然楚材等为开国勋臣，初次不容漏载，盖列传次序，以蒙古贵臣及色目人居前，而汉人、南人 次之。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诸传之后，各插入续修之传，而又次于儒学诸合传之前，故其孰为初修，孰为续修，不可遽寻。且初修之列传凡六十三，续修之列传凡三十六，合之为九十九卷，而本书列传凡九十七卷，缺少二卷，若非于合编时有并卷，则《宋序》所记续修列传三十六卷，必为三十四卷之误，是尚有待于刊定者耳。明修《元史》时，亦仿元修三史，定有凡例，本纪准两汉史，志准《宋史》，表准辽、金史，列传准历代史而参酌之，纪、传、志、表皆不作论、赞，据事直书，具文见意(见《元史》卷首)。惟以其成书太速，故其芜杂缺略，视诸史为尤甚，良由修史诸氏，不解蒙古文字，蒙人之参与者，亦复数典忘祖，以致一人两传，讹误百出，且有于附传之外，别立专传者。又如《元朝秘史》、《圣武亲征实录》之贵重史料，亦不知采取，且元时疆域极广，而所详者仅于中国境内，未足以餍学者之望。此所以有待于补订重修也。至其成书之速，盖亦有故：明太祖驭下至严，诸臣之所重惮，成书稍迟，谴责将至，一也；元以蒙族入主，为明人夷视，于其蒙古旧史，亦不之贵，二也。其后王洙撰《宋史质》，于恭帝降元之后，每岁书帝在某地，而削去元之年号。成化中，商辂等奉敕修《续纲目》，亦不甚留心元事，藉令宋王诸氏尚在，以应采《秘史》、《亲征录》之议，陈于其前，亦必以为无足轻重，一笑置之，盖以古今之异势，而议论亦不同焉。此明修《元史》之大略也。
其六则为《明史》。明代诸帝，除惠帝思宗外，皆有实录(景帝事附入英宗实录)，实录中例载诸臣传，而典章制度，又有会典可据，此《明史》之基本史料也。惟于实录之外，曾有官修之国史。万历中，阁臣陈于陛疏谓本朝纪、表、志、传之正史，二百余年来踵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