者多主之。第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立国，远在宋宁宗开禧二年(公元一二○五年)，是时金尚未亡，元人以北方部族，入主中国，不能不袒辽、金而绌宋，因此争议不决，又复多所顾忌，致修史之议，未果进行，亦犹金人修《辽史》，以德运之议未决，而致停顿也。 迨至脱脱为相，乃断然曰，三国各与正统，各系其年号(见《权衡庚申外史》)，以此为三史之义例，并为定其凡例云：一、帝纪，各史书法，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新唐书》，各国称号，准《南、北史》；二、各史所载，取其重者作志；三、表与志同；四、列传(后妃，宗室，外戚，群臣，杂传)，人臣有大功者，虽父子各传，余以类相从，或数人共一传，三国所书事，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，金宋死节之臣，皆合立传，不须避忌，其余该载不尽，从总裁官，与修史官临文详议；五、疑事传疑，信事传信，准《春秋》(百衲本《辽史》卷首)。以上五例，即三史义例所据以画一者也。先是王祎著《正统论》，谓金虽据有中原，不可谓居天下之正；宋既南渡，不可谓合天下于一，其事适类于魏、蜀、吴、东晋、后魏之际，是非难明，而正于是又绝矣。自辽并手金，金并于元，元并南宋，然后居天下之正，合天下于一，而后正其统(《王忠文公集》)。此说即为脱脱所本，盖如王祎所论，则宋与辽金，实同于南北朝时之分据，而脱脱定议以三史分修，实以《宋史》为“南史”，辽、金二史为“北史”，亦取端修以《南》、《北史》为例之说也。考脱脱修三史时，脱脱自为都总裁，铁睦尔达世、贺惟一、张起岩、欧阳玄、吕思诚、揭侯斯、李好文、杨宗瑞、王沂等为总裁官，而纂修官则三史各异。迨至至正四年三月，《辽史》先成，由脱脱表上。同年十一月《金史》继成，五年十月《宋史》亦成。时脱脱已罢相，由继任右丞相阿鲁图表上 ，未几即镂版行世，得以流传。至其成书所以如斯之速者，则以三史各有底本在，据而编次之，则大略可睹矣。或以三史成书太速为病，固由昧于当代之实况，抑知顺帝至正八年方国珍起兵浙江，十一年郭子兴起兵安徽，十三年张士诚起兵江苏，渐次以及中原北方，全国成动荡之势，时上距书成不及十年，设再荏苒岁月，旧本散亡，三史恐难成书，藉令成于明人之手，亦必为残阙不完之作矣。后贤又病《宋史》冗杂，《辽史》简略，而极称《金史》之详核老洁者(见《二十二史箚记》二十七)，不悟《宋史》于北宋九朝，据王偁《东都事略》及李焘《续通鉴长编》，叙述详而有体，皆由底本之善，南宋高、孝、光、宁四朝之史亦略备。且《宋史》之佳处，正在详而不在简，后来改撰之《宋史》，皆不能满人意者，非谓其不能剪裁，正以其详不如旧史耳。至其一人重复立传，编次前后失当，如钱大昕、赵翼之所纠举者，悉出元人补订未善仓卒成书之失，非宋国史旧本之咎也。《辽史》所纪契丹上世之事，当出于《辽实录》，由耶律俨、萧永祺相沿而删定之者。今考《辽史》本纪、志、传中，屡称耶律俨、陈大任，又称旧史，旧史即指陈氏之作。此外间取材于《魏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北史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新、旧五代史》、《通鉴》，而于天祚天庆二年以后事，多采自叶隆礼之《契丹国志》。盖撰《辽史》时，苦于史料缺乏，杂采诸书，多录原文，勉强联缀，捉襟见肘，随处可见。然宋人之名著，若江少虞《皇宋事实类苑》，李焘《续通鉴长编》，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及《朝野杂记》，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，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，乃竟未见采取，岂以有所忌讳而然，抑由时日迫促，无暇以及此乎 元人王恽《玉堂嘉话》，载王鹗所拟《金史大纲》，备有《太祖》、《太宗》、《熙宗》、《海陵庶人》、《世宗》、《章宗》、《卫绍王》(实录阙)、《宣宗》、《哀宗》(实录阙) 九帝纪，《天文》、《地理》、《礼乐》、《刑法》、《食货》、《百官》、《兵卫》七志，《诸王》、《后妃》、《开国功臣》、《忠义》、《隐逸》、《儒行》，《文艺》，《列女》、《方技》、《逆臣》诸列传，恽又谓鹗亲笔作史，大略付恽，如帝纪、列传、志书，卷帙皆有定体，此皆王鹗尽瘁于《金史》之证。当鹗之世，金源文献，既有实录可徵，益以刘祁、元好问所纪，既不同《宋史》之冗杂，亦不似《辽史》之简略，其以详核老洁见称，非无故也(施国祁《金史详校序》：金源一代，年祀不及契丹，舆地不及蒙古，文采风流不及南宋，然考其史裁大体，文笔甚简，非《宋史》之繁芜，载述稍备，非《辽史》之阙略，叙次得实，非《元史》之讹谬)。再就三史之体例言之，各有纪、传、志、表，本属一致，而《宋史》杂世家六卷于列传，或谓乖于史体，此亦不然。《宋史》以南唐李氏、西蜀孟氏、吴越钱氏、南汉、北汉两刘氏、荆南周氏、高氏、漳泉留氏、陈氏为世家，序称仿自欧史，而次于诸汇传之后者，其意若曰，彼云道学、儒林、文苑，此云世家，等量齐观，有何不可 然则所谓世家者，乃冠于列传之一词耳，非《史记》以世家与本纪、列传并列之旨也。以此论次三史，亦可以得其大略矣。
其五则为《元史》。元初之国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