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而斯文中绝。唯令升先觉，远述丘明，重立凡例，勒成《晋纪》。邓(粲)孙(盛)已下，遂蹑其踪，史例中兴，于斯为盛，若沈《宋》之《自序》，萧《齐》之《序录》，虽皆以序为名，其实例也。干宝、范晔理切而多功，邓粲、道鸾辞烦而寡要，子显虽文伤蹇踬，而义甚优长，斯一二家，皆序例之美者。夫师不事古，匪说攸闻，苟模楷曩贤，理非可讳，而魏收作例，全取蔚宗，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力，异夫(《序例》)。
是则史例之作，始于干宝，而邓粲效之，范晔《后书》有例，已具论于前，证以《史通》，语益不诬，而魏收袭之，尤为有据已。寻《史通》所论，不惟干宝、邓粲、孙盛、范晔、檀道鸾、沈约、萧子显、魏收之书有例，而李百药《北齐书》、唐修《新晋书》亦莫不有例，今虽亡佚莫考，然发凡起例，为作史之良法，创于孔、左，而大盛两晋、南北朝矣。见存之书，若范氏之《后汉书》，沈氏之《宋书》，则最得此意者也。陈寿《国志》，成于范书之前，当代已推为良史’然其可称道者，乃在仿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之体，而造成三国分峙之国别史。其后若崔鸿之《十六国春秋》，路振之《九国志》，吴任臣之《十国春秋》，皆闻陈寿之风而兴起者，亦《国语》家之支与流裔也。范氏作史，高自位置，见于《自序》，论者亦以为然，无待详论。若夫李延寿之作《南、北史》也，一用《史记》之法，取在南之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在北之魏、齐、周、隋，合而纵述之，以成通史之一段；一用《三国志》之法，南北并述，而为国别史之后劲；其后薛居正、欧阳修，合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而为一史，即承用延寿之成法；若衡以《史通》所论，则《南》、《北》二史，盖合《史记》、《国语》两家而兼之矣。李氏自称依司马迁体，连缀以拟《史记》，今考其书，出于一人之手，成为一家之学，马、班、陈、范而后，盖所罕见，以云拟马，非夸词也。沈约《宋书》繁简失当，尝为后人所嗤，所撰八志，亦谓失于断限。不悟《宋书》之长，正在诸志，约《序》自称，损益前史诸志为八门：曰律历，曰礼，曰乐，曰天文，曰五行，曰符瑞，曰州郡，曰百官，是则前史之有志者，约已擷其菁英，其无志者，又藉此补其未备，是犹《隋书》之附载《五代史志》，必合而观之，始可考见前代典章之全，作史良法，无过于此，昧者不达，众而嗤之，抑何陋也。南北八朝之史，唯沈约《宋书》，详赡有法，所撰诸志，上继史、汉以弥陈寿以来诸作之缺，其体略如后来之《五代史志》，如此编次，尤具史识。沈氏本已编撰晋、宋、南齐诸史，斐然可观，惜今存者，独《宋书》耳。此书保存史实最多，实在《晋书》之上，李氏《南史》，于宋事剪裁过甚，《宋书》之不可废，亦其一因。故吾摧论魏晋南北朝之史家，以陈、范、沈、李四氏为上选焉。司马彪、华峤、袁宏、习凿齿、臧荣绪之书，略论于前，皆不愧为作者，刘知幾极推干宝、裴子野、王劭，其于干宝则曰：“宝议撰晋史，以为宜准丘明，其臣下委曲，仍为补注，于时议者，莫不宗之。”(《史通 载言》)又曰：“其书简略，直而能婉，甚为当时所称。”(又《正史》) 其于裴子野则曰：“世之言宋史者，以裴《略》为上，沈约次之。”(《正史》)又曰：“大抵史论皆华多于实，理少于文，必择其善者，则干宝、范晔、裴子野，是其最也。”(《论赞》)又称：“裴氏者，众作之中，所可与言史者。”(《杂说》) 其于王劭则曰：“近有裴子野《宋略》、王劭《齐志》，并长于叙事，无愧古人，而世人议者，皆雷同誉裴，共诋王氏，夫江左事雅，裴笔所以专工，中原迹秽，王文由其屡鄙，且幾原(子野字)务为虚词，君懋(王劭字)志存实录，此美恶所以为异也。” (《叙事》)又曰：“王劭《齐》、《隋》二书，其所取也，文皆诣实，理多可信，至于悠悠之饰辞，皆不之取，此实得去邪存正之理，捐华摭实之义也。”(《载文》)由其推挹之至，知其为史家之良者矣。崔鸿撰十六国之国别史，综此群书，取材繁富，悉就陶冶，诚为难能，陈氏《国志》之亚也。或谓萧子显曾撰晋、齐二史，不愧一代作者，魏收之书，虽以秽史见嗤，然实详赡有法，其《官氏》、《释老》二志，更为创作，姚察、思廉，李德林、百药两父子，俱两世作史，亦应侪于史家之林，然以视上举诸家，殊有逊色，抑居其次，亦协于议论之公者也。
右述私家诸史，仅举其荦荦大者而已。上述之外，如梁吴均之《通史》，魏元晖之《科录》，《史通》讥其全录旧史，芜累尤深，学者宁习本书，怠窥新录(《正史篇》)。然实为乙部之总录，亦本期之钜制也。若乃衍本纪之体，而为《汉纪》、《魏纪》、《晋纪》；衍列传之体，而为耆旧传、先贤传、高士传、孝子传、列女传；衍书志之体，而为舆地志、方物志、文章志；衍表谱之体，而为帝王谱、百家谱、姓氏谱、宗族谱、中表簿；皆正史之支与流裔，而有不暇悉述者矣。综论本期私家诸作，与史体相近者，计有二端：一曰典礼，二曰方志。昔者周公初制官体，垂为一代大典，复有经礼三百，典礼三千，以为仪文之节制，于是有《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