题》所谓“南北史粗得作史”之体一语同其意旨者。尝谓三代以下，汉唐为盛，而汉之前有秦，唐之前有隋，皆所以为其统一之先驱。隋开国未久，即灭陈而统一南北，不得侪于南北对峙之七朝，而李氏必以列入《北史》，何也 夫陈氏《国志》，称曹魏为本纪，所以明晋统，李氏《北史》，侪隋代于七朝，所以尊唐宗，皆所谓有意为之，不协于议论之公者也。
今本宋、南齐、魏、北齐、周五史，皆有阙略，而《北齐》、《周书》尤甚，除《南齐》外，多取李氏《南》、《北》二史补之，《魏书》之中，间有采魏澹书补入者，今取诸史观之，似为整齐之作，而实则残阙不完。梁章钜谓自《南、北史》行，而八书俱微，诵习者鲜，故愈久而阙佚愈甚(《退庵随笔》十四)，信为笃论。是则八书转赖《南、北史》以传，而《南、北史》之有功于史学，亦大矣哉。
唐太宗贞观十五年，以梁、陈、北齐、周、隋五史无志，诏修《五代史志》，以长孙无忌监修，至高宗显庆元年成书奏上，此即附于《隋书》之十志凡三十卷者是也。《史通 正史篇》叙及此事，谓修志者为令狐德棻、于志宁、李淳风、韦安仁、李延寿等五人，太宗崩后，刊勒始成，其篇第虽编入《隋书》，其实别行，俗呼为《五代史志》，所论最为辨晰，其编入《隋书》者，以其序为最后耳。吾谓此等编次之法，最得史体，其他四史，则不必一一作志，以省卷帙，厥后钱大忻撰《元史 艺文志》，兼举辽金，即用此法，不知此者，乃谓《隋志》上及梁、陈、齐、周，失于断限，抑何不考之甚耶
综上所述，源流略具，官修之史，十才一二，私修之史，十居八九，其上者如陈寿《国志》、范晔《后书》、李延寿《南、北史》，次者如司马彪之《续汉志》、华峤之《汉后书》、臧荣绪之《晋书》，皆私史也。沈约《宋书》，名为敕修，实出一人之手，亦私史之比也。故论本期之史，以私修者为多为佳，而官修之史，不过随以附见而已。
当此之时，私家作史，何以若是之多，其故可得而言。两汉经师，最重家法，至后汉郑玄，而结集古今学之大成。魏晋以后，转尚玄言，经术日微，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，无可发抒其蕴蓄，乃寄情乙部，壹意造史，此原于经学之衰者一也。自班固自造《汉书》，见称于明帝，当代典籍史实，悉集于兰台东观，于是又命刘珍等作《汉纪》，以续班书，迄于汉亡，而未尝或辍。自斯以来，撰史之风，被于一世，魏晋之君，亦多措意于是，王沈《魏书》，本由官撰；陈寿《国志》，就家迻写；晋代闻人，有若张华、庾亮，或宏奖风流，或给以纸笔，是以人竞为史，自况马、班，此原于君相之好尚者二也。古代史官世守之制，至汉已革，又自后汉灵、献之世，天下大乱，史官更失常守，博达之士，愍其废绝，各纪见闻，以备遗亡，后则群才景慕，作者甚众，《隋志》论之详矣，此原于学者之修坠者三也。若乃晋遭“八王之乱”，南则典午偏安，以逮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北则诸国割据，以逮魏、齐、周、隋，历年三百，始合于一。割据之世，才俊众于一统，徵之于古，往往而然。当时士夫各有纪录，未肯后人，因之各有国史，美富可称，此原于诸国之相竞者四也。综上所论，具此四因，私史日多，又何足怪。虞预私撰《晋书》，而生长东南，不知中朝故事，数访于王隐，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，所闻渐广(《晋书 王隐传》)。郄绍作《晋中兴书》，数以示何法盛，法盛有意图之，谓绍曰，卿名位贵达，不复俟此延誉，我寒士无闻于时，如袁宏、干宝，赖有著述，流声于后，宜以为惠。绍不与，至书成，在斋内厨中。法盛诣绍，绍不在，直入窃书。绍遂失之，无复兼本，于是遂行何书(《南史 徐广传》)。以此二事证之，乃至不惮攘窃，以成己名，修史之重，又可知矣。自司马迁撰《自序》一文，系于《史记》之末，述其先世所自，及世为史官，兼明作史之意，是其本旨未为失也。班固《叙传》，自侈家世，乃于其父班彪撰《史记后传》之事，不著一字，若无范书，即无从晓其本末。或谓以子继父，无烦注明，颜籀注班，即其显例。此殊不然，事实具在，讵得泯没，以班例马，亦其失也。厥后作史诸家，竞相仿效，侈述先德，累牍连篇，有若沈约、魏收、李延寿诸作，或云自序，或称叙传，虽云有例在前，多无关于作史，盖于是时，人人以拟孔、左，家家自况马、班，若非从事侈陈，其名无由而显，是则风气使然，贤者不免，而作史动机，亦由于此矣。
本期史家等第，亦可一为摧论，陈寿、范晔、沈约、李延寿，是为上选，司马彪、华峤、袁宏、习凿齿、干宝、臧荣绪、崔鸿、裴子野、王劭，抑其次也。其余诸家半归散佚，就其存者论之，非上述诸家之比矣。往者刘勰《文心》谓春秋经传，举例发凡，自《史》、《汉》而下，莫有准的，至邓粲《晋纪》，始立条例(《史传篇》)，是史之有例，始于邓粲矣。刘知幾《史通》更纵论之，其言曰：
昔夫子修史，始发凡例，左氏立传，显其区域，科条一辨，彪炳可观。降及战国，迄乎有晋，年踰五百，史不乏才，虽其体屡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