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》、《仪礼》二经，其后应劭注《汉官》，复撰《汉官仪》，卫宏亦撰《汉旧仪》，而丘仲孚撰《皇典》，何胤撰《政礼》，齐、梁之世亦大修五礼，与其役者，前为王俭、何胤，后为沈约、徐勉，疑何胤所撰之《政礼》，即为五礼之一部，皆自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推而出之者也。古有《世本历谱牒》，司马迁因之以作年表，而后世乃有氏族谱牒之学，更因之而造家传，又由谱牒而变为目录，刘向、刘歆父子始撰《七略》，班固本之以作《艺文志》，荀勗本之以造《文章家集叙》，挚虞本之以造《文章志》，是盖由簿录记载，而渐成专门名家，凡兹所录，亦为典礼之一。《周礼》之纪职官，《仪礼》之载节文，委曲繁缛，亦近谱录。此其部次应属于典礼者一也。古有《禹贡》、《山海经》以志舆地，为后世图经之所始，其后有《水经》，而郦道元注之，阚骃更有《十三州志》，而常璩撰《华阳国志》，最为有法，所志曰巴，曰汉中，曰蜀，曰南中。曰公孙述、刘二牧，曰刘先主，曰刘后主，曰大同，曰李特、雄、期、寿、势，曰先贤士女，曰后贤，曰序志，所载皆巴蜀一方之史事，而无一语及于舆地山川，是又源出于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(有赵晔、皇甫遵二本)，而不属于图经者也。往者章学诚尝论方志与图经异趣，方志如列国之史，无所不载，山川、都里、名胜应汇入地理，人物当详于史传，艺文当详载书目 ，依此求之，如陈寿之《益部耆旧》 ，周裴之《汝南先贤》，徐整之《豫章烈士》，悉名为传，实具方志之一体，而艺文目录之属于一方者，亦应编入方志，至如司马彪《九州春秋》，亦不专属于图经，是则方志一体，实兼图经而有之矣。此其部次属于方志者二也。今取《隋志》阅之，若斯之类，杂然并陈，骤数之不能终其物，是即史学盛于魏晋南北朝之明徵。吾谓王官失守，而诸子之学以兴，史官失守，而乙部之书目盛，当此之时，笃学之士，竞以作史相尚，有日新月异之势，亦如诸子之在晚周，以异学争鸣，而结璀璨光华之果，研史之士，可无述乎。
第五章 汉以后之史官制度
古者史官，近于卜祝，实典记言记事之任，至汉司马迁以官太史令而修《史记》，犹为能举史官之职者。其后则史官分为二途：其一则仍称太史，职掌天时星历，一如明清两代之钦天监正，而无与记言记事；其一则以别职来知史务，或另设著作起居之官，以当撰述记注之任，而亦得称太史。自汉中叶，迄于清末，无不如是，此其变迁之迹，又不可以无述也。
《续汉书 百官志》，以太史令隶于太常，掌天时星历，此就后汉之制度而言也；文中仅言星历。而不及文史，则典籍之守，记注之任，已不复属于太史矣。盖自司马迁卒后，太史之署，唯知占候，非复记言之司，如《史通 史官篇》所论是也。兹考《晋书 职官制》，《宋书》、《隋书》“百官志”皆以太史令隶于太常，自后汉迄隋而未之改，唐宋又与著作局同隶于秘书省，犹有古代史卜并称之意。唐改太史为司天台，设监领之，监亦称太史令，有李淳风久任是职；宋、辽皆有太史令，金称司天监，元复称太史令，后改司天台监，明初仍元称，后改钦天监正(俱见诸史《百官志》、《职官志》)，清仍明制。总之，以掌天时星历为其职司，而无与于文史记注，若仍予以史官之称，则为名不副实矣。
后汉以来，史官之名凡三变：其初名为著作。汉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，诏撰《世祖本纪》，斯时盖以兰台为著作之所 ，章、和二帝以后，图籍盛于东观，撰《汉记》者，相继在乎其中，谓之著作东观，然亦仅有著作之名，而未有其官也。魏明帝太和中，始置著作郎，以当撰著之任，晋称著作郎为大著作，掌撰国史、集注起居，又增置佐著作郎，刘宋、南齐以来，又以佐名施于作下，称著作佐郎，佐郎职知博采，正即资以草传。此其一也 。次则名为史官。南朝齐、梁之世，曾置撰史学士及撰史著士 ，亦为著作郎之亚，至北齐始置史馆，以宰相领之，谓之监修国史，周隋仍之，至唐太宗贞观三年重置史馆于禁中，仍以宰相监修，更以他官兼典史职，谓之修撰，资浅者谓之直馆，亦统称为史官，如唐之刘知幾、吴兢，皆其选也。自斯以来，官著作者，只掌撰碑志祝文、祭文，而不与于修史。同时别有记注起居之制。考汉武帝时，宫中有起居注，后汉明帝、献帝亦俱有起居注，王莽时置柱下五史，听事侍旁，记迹言行，以比古代之左右史，魏晋时起居注，由著作掌之，后魏始置起居令史，隋更置起居舍人，唐宋之世又置起居郎与舍人对掌记注天子言动，以当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职，并于每季，汇送史馆。唐时宰相自有时政记，始于姚璹 (见《旧书》本传及《新书 百官志》)。宋时因之，更命著作郎，就起居注、时政记，以撰日历，其时纂修会要，亦以省官掌之。辽金史馆之制，略如唐宋，修撰之外，更有史官学士。是时史官，虽由他官兼典，而史馆则为常置，其规制视旧日之著作，为闳扩矣。此其二也 。再次则为翰林院所兼掌。翰林之官，始于唐玄宗时，初名翰林待诏，继名学士，别置学士院以宠异之。至德宗时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