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古今未能尽同之故，许书具有条贯，而刻辞亦可参证，沟而通之，所得益宏，章氏达者，已有喻乎此矣。至于整理之法，有所谓补其文字者，有所谓接其断片者。前者王氏已有发明，后者则郭沫若之《卜辞通纂考释》，为最详悉矣。断片之接法，有以二片相接者，有三片相接者，中有阙文，或以意补之，其接补之法，或据文义，或据字形，其所取材，多以刘、罗、林、哈之书为据，亦时时附以新得之片，《通纂考释》中所举之例甚多，思考虽已入微，然亦不免有牵强武断之弊，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。此属于甲骨文字者一。
汉人之木简，宋徽宗时始于陕右发见二简，为金人索之而去。光绪庚子(二十六年)、辛丑(二十七年)间(西元一九○○至一九○一年)，英属印度政府派遣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(A.Stein)，访古于我国新疆天山南路，于和阗之南，尼雅河下流，发掘古寺废址，得魏晋间人所书木简数十枚，曾于所著《和阗之故迹》中，揭其影本，嗣于光绪丁未(三十三年)、戊申(三十四年)(西元一九○七至一九○八年)复游新疆全土及甘肃西部，于敦煌西北长城遗址发掘，得两汉人所书木简，约近千枚；复于尼雅河下流，得后汉人所书术简十余枚；于罗布淖尔东北海头故城，得魏晋间人木简百余枚，皆当时公牍文字及屯戍簿籍。其后日本伯爵大谷光瑞所派遣之西域探险队，以其所得，辑为《西域图考》。据其所载，仅于吐鲁番近侧，得魏晋间木简三四枚而已。此外瑞典人斯文赫定(希亭)(Hedin)亦有所得，惟斯氏于民国三年至五年（西元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），为第三次之探访，撰有《西域考古记》一书(有向达译本)，叙述游程之所经，及其所获至详。更于十九年为第四次之探访，以为政府所禁阻，无所获而去。近年中瑞合组之西北科学调查团，由徐旭生等领导，曾在居延河畔，发见汉人木简至千余枚，所得之富，为斯氏以后所仅见，此其搜集之大略也。斯氏所得之简，法国沙畹教授为之考释。其第一次所得，印于《和阗故迹》中，第二次所得，则别为专书，于民国二三年间出版。未几沙氏以手校之本，寄之罗振玉，罗氏乃与王国维重行考订，并斯氏在和阗所得者，以成《流沙坠简》三卷，《考释》三卷，《补遗》一卷(四年出版)。王氏序其书，略谓，古简所出，厥地凡三，一为敦煌迤北之长城，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，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。敦煌所出，皆两汉之物；出罗布淖尔北者，其物大抵上自魏末，讫于前凉；其出和阗旁三地者，都不过二十余简，皆无年代可考，然其最古者，犹当为后汉遗物，其近者，亦当在隋唐之际也。又谓，魏晋木简残纸，则出于罗布淖尔涸泽北之古城，光绪庚子，瑞典人希亭(赫定)始至此地，获古书后，德人哈尔亨利及孔拉第二氏，据其所得遗书，定此城为古楼兰之墟，沙畹博士考证斯坦因博士所得遗物，亦从其说；余由斯氏所得简牍，及日本橘瑞超氏于此所得之西域长史李柏二书，知此地决非古楼兰，其地当前凉之世，实名海头，而《汉书 西域传》及《魏略 西戎传》之居庐仓水，经河水注之龙城，皆是地也。王氏又作《敦煌汉简跋》十四首，具于集中。盖汉晋木简之研究，罗氏则劬于审释文字，王氏则精于考证史事，其所发见，如汉时西域两道之分歧，塞上各烽火熢之次第，魏晋间葱岭以东之国数，及西域长史之治所，均足以补史阙(以上据樊、王二氏所记，并补以他书)。至最近发见之木简，虽已定议影印行世，且经有人研考，然迄今尚无具体之发表，姑不置论，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。此属于汉晋简牍者二。
敦煌千佛洞在鸣沙山，本为佛寺，今为道士所居，当光绪甲午(二十年)之顷，道观壁坏，始发见古代藏书之窟室，其中书籍居大半，而画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，亦杂其中。浭阳端方曾藏敦煌出土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，乃光绪己亥(二十五年)所得，又乌程蒋氏曾藏沙州曹氏二画像，乃为光绪甲辰(三十年)以前叶昌炽视学甘肃时所收，然中州人皆不知，且有视为废纸者矣。至光绪丁未、戊申之岁(三十三年三十四年)，斯坦因与伯希和，先后至敦煌，各得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画卷子本至夥，正与汉晋简牍同时发见，亦斯坦因二次来游之曰也。木简以人工发掘而得，而此次出世之卷轴，则于无意中得之，斯氏已得约三四千卷，伯氏所得约六千卷，并有古梵文、古波斯文及突厥、回鹘诸国文字无算，俱携之以去。此项写本，初为一王姓道士所发见，乃砌置一密室中，且呈报于兰州官署，谓共有七车之多，而官署则仅令其封闭而已。斯氏已先知千佛寺贮有此藏，至则以甘言诱之，比于玄奘取经，可以恢弘佛法，王道士遂许其尽窥密藏，斯氏遂假涉猎之名，将其佳者，加以盗窃。道士知之，亦无可如何，盖斯氏并已贿买道士，许其装运出寺，当时地方官署视若无睹，且多方为之援助，以示好感于外人，遂为吾国古物上最大之损失。迨斯氏回英发表之后，我国人始稍稍知之，乃取其余，犹得万余卷，载至北京，置诸学部所立之京师图书馆，复经盗窃，散归私家亦当不下数千卷，市中亦有流传出售者，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