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佛典居百分之九十五，可据以补藏经之阙，及校勘误字，世所谓唐人写经是也。其四部书为宋以后所久佚者，经部则有未改字《古文尚书孔氏传》，未改字《尚书释文》，糜信《春秋穀梁传解》，《论语郑氏注》，陆法言《切韵》等。史部则有孔衍《春秋后语》，《唐西州沙州诸图经》，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》等(以上俱伯希和所得，今在法国)。子部则有《老子化胡经》(英法俱有之)，《摩尼教经》(京师图书馆一卷，法国一卷，英国亦有残卷，书于佛教 之背)，《景教经》(德化李氏盛铎藏《志玄安乐经》、《宣元至本经》各一卷，日本富国氏藏《壹神论》一卷，法国国民图书馆藏《景教三威蒙度赞》一卷)。集部则有《玄谣集》，《杂曲子》及唐人通俗诗、小说，各若干种(《玄谣集》藏伦敦博物馆，通俗诗及小说，英法皆有之，德化李氏亦藏有二种)。而已逸四部书之不重要者，及《大藏经论》，尚不在此数，此其搜集之大力略也。宣统元年(戊申)之冬，罗振玉就伯希和所寄景本，写为《敦煌石室遗书》，排印行世；越一年，复印其景本，为《石室秘宝》十五种；民国二年(癸丑)复刊行《鸣沙石室逸书》十八种；七年(戊午)刊行《鸣沙石室古籍丛残》三十种，及《鸣沙石室佚书续编》四种；十年(辛酉)伯氏复以陆法言《切韵》三种景本寄罗氏，未及精印，而王国维先临写一本，石印以行世，此皆巴黎所藏书也。京师图书馆所藏《摩尼经》，亦经罗氏印入《国学丛刊》。至伦敦所藏，则武进董康、日本狩野直喜、内藤虎次郎、羽田亨诸氏，各钞录景照若干种。王氏《观堂集林》中，如《唐写本残职官令》，《灵棋经残卷》，《太公家教》，《大云经疏》，《韦庄秦妇吟》，《宋初写本敦煌县户籍》等跋，皆为审定石室遗物而作。近顷留心及此，而勤于探讨者，亦大有人在，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(以上据樊、王二氏所记并参以他书)。此属敦煌写本者三。
内阁大库在北平旧内阁衙门之东，临东华门通路，素为内阁典籍厅所掌，凡大楼六间，其中书籍居十之三，档案居十之七，其书多明文渊阁之遗，其档案则为清代诸帝之朱谕敕谕，臣工缴进之批摺、黄本、题本、奏本，外藩属国之表章、历科殿试之大卷，其他三百年间档册文移，往往而在。而元明遗物，亦间出其中。盖清之内阁，自明永乐至清雍正，历两代十五帝，实为百政从出之地，雍、乾以后，政务移于军机处，而内阁尚受其成，故政府之重要档案，悉储于此，盖兼宋时之宫中龙图、天章诸阁，省中之制敕库，班簿房而一之。然三百年来，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，学士大夫罕有能窥见者。宣统元年大库屋坏，有事缮完，乃暂移于文华殿之两庑，地隘不足容，其露积库垣内者尚半。时南皮张之洞方以大学士管学部事，乃奏请以阁中所藏书籍，别设京师图书馆以庋置之，其档案则移置国子监之南学，试卷等置诸学部大堂之后楼。民国以后，又以学部及南学之藏，移于午门上之历史博物馆，移馆之后，即堆置于端门之门洞中。越十年，馆中费绌，乃斥其所藏四分之三，以售诸故纸商，以麻袋计者九千，以斤计者十有五万，得银币四千圆，时民国十年(辛酉)冬曰也。先是罗振玉官学部参事，已得见大库之档案，偶抽一束观之，则管榦贞督漕时奏摺，又取观他束，则阿桂征金川时所奏，皆当时岁终缴进之本，排比月日，具有次第，盖已心识之矣。十一年二月罗氏至京，于市肆见洪承畴揭贴，及高丽国王贡物表，识为大库遗物，因跟踪之，得诸某纸肆，则库藏具在，将毁之以造纸，已载数车赴西山矣。亟三倍其直易之以归，贮于彰仪门之善果寺，拟别建库、书楼，属王国维为之记，而历史博物馆之剩余，亦为北京大学取去，此其发见搜集之大略也(以上据樊、王二氏所记)。罗氏以其所得，分量太大，仅整理其十分之一，取其要者，汇为《史料丛刊》十册。其余半归德化李盛铎，贮于天津；又以其半移置于旅顺。近年又从事整顿，印成目录数册，而原件未及刊行。北京大学之所得，亦逐渐整理，发表其目于《大学日刊》中。民国十八年，中央研究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得李氏之大库残档，几经整理，前后刊行《明清史料》三集，每集十册，其整理未竟及未及整理者，尚未刊行。又自民国十口年，清逊帝出走后，设故宫博物院于清官，搜集其所旧藏，又获得大量之史料，已取其重要者，先后刊为掌故、文献两《丛编》及《史料旬刊》等以发表之，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。此属于阁库档案者四。
吾国汉族以外之各族、各属国，如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西夏，皆曾自制文字，以代表其语言，其他各族，亦多类此，所遗留者，多在西北、东北两部。元时耶律铸见突厥阙特勒碑及辽太祖碑，元末陶宗仪亦曾见契丹文字，著录于《书史会要》，而元人赵嵊《石墨镌华》著录之《乾州大金皇弟郎君行记》，名为女真文，实则近于契丹国书之石刻也。蒙文石刻，著录尤夥，明代所修之《华夷译语》，于女真、蒙古语外，尚有多种之殊方语，可谓研究各族语文之珍本。光绪十五年(己丑)俄人拉特禄夫访古于蒙古，于和林故城北，访得突厥阙特勒碑、苾伽可汗碑、回鹘如娃可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