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编》(五年)；商承祚则取材于罗氏改定之稿，以撰《殷虚文字类编》；而王国维亦撰《戬寿堂所藏文字考释》(七年)，其于殷人文字，盖已十得五六。近年则中央研究院所发刊安阳发掘报告，内多李济、董作宾之作，而作宾又撰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》，刊入《田野考古报告》；郭沫若亦撰《卜辞通纂通考》，于甲骨文例有所发明，足补罗、王二氏所未备。罗氏初考定小屯之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，并及地名、制度、典礼，然亦不无附会，王氏复因罗氏所说，以作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及《续考》，以证《世本》、《史记》之为实录，间亦辨其舛误 。又作《殷周制度论》(六年)，以比二代之文化，王氏盖就经传之旧文，为深邃绵密之研究，其于史学裨益甚多，而董作宾尤能因王氏之所说，而更补其未备，兹举其重要者言之。商自成汤以前，绝无事实，《史记 殷本纪》惟据《世本》书其世次而已。王氏于卜辞中，发见王亥、王恒之名，复据《山海经》、《竹书纪年》、《楚辞 天问》、《吕氏春秋》中之古代传说，于荒诞之神话中，求历史之事实，更由甲骨断片中，发见上甲以来六代之世系，与《史记》之纪、表，大同而小异；董氏又取《史记》及王氏所作，证以甲骨刻辞所得殷先公先王之名，作《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图》，视王氏所考，尤为详明可据(见《甲骨文断代沿革例》，下同)，此真古史中之一重要发见也。又《书序》、《史记》均谓盘庚迁殷，即为宅亳，罗氏引《古本竹书》，谓殷为北蒙，即今安阳；王氏于《三代地理小记》中，证成其说，已无疑义。惟罗氏谓殷墟所包时期，为武乙、文丁及斋乙三世，遂谓殷墟建于武乙，去于帝乙(《殷墟书契考释自序》)。王氏则谓盘庚以后，帝乙以前，皆宅殷墟(《古史新证》第五章)。至董氏则以躬与发掘之役，得种种之实证，既谓王氏之语为可信，又谓不仅至帝乙为止，《竹书》所称，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，更不徙都之语，乃渐可信。而王氏之《殷周制度论》，从殷之祀典世系，以证嫡庶之制，始于周之初叶，由是于周之宗法丧服，及封子弟尊王氏之制，为有系统之说明。其书虽寥寥二十叶，实为研古史之重要文字，是则王氏实为治斯学极有成就之大师，又非罗氏所能及。惟自甲骨文字出世，学者多致力于拓本之研究，罕能注意实物，自李、董诸氏为发掘之工作，始知注意实物，为现地之研究，有房基，有石础，有居人之穴，有藏器物之窖，就一窖所出之器物，而判断其时代。如董氏自大版四龟中，发明龟卜，有一事两法，左右对贞之法，且谓卜辞中卜下贞上之“一”字，为贞人名，此又为王氏卒后，为进一步之研究者。董氏又谓，鉴定甲骨文字之标准，有十项：一曰世系，二曰称谓，三曰贞人，四曰坑位，五曰方国，六曰人物，七曰事类，八曰文法，九曰字形，十曰书体。依此标准，可断某片之属于某时代，盖除文字有年、月、人名、地名可推断外，舍此别无鉴定之法，是其说为尤密矣(以上亦参合樊、王、李、董四氏所记而成)。吾国汇考文字，莫古于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，其序云，今叙篆文，合以古籀。又曰，壁中书者，鲁恭王坏孔子宅，而得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又北平侯张苍献《春秋左氏传》，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，其铬即前代之古文，皆自相似。按其所谓篆，即秦代画一之小篆；所谓古籀，多出于壁中书及鼎彝之铭文，即周太史籀所定之大篆也。而甲骨文字发于殷墟，即为商之遗文，其时代又在周代大篆之前，故近人谓今人生许氏一千八百年后，而能见许氏未见之文，以为快事，诚非虚语，惟章太炎先生不信甲骨文，曾作《理惑论》以辟之。其言曰：
近有掊得龟甲者，文如鸟虫，又与彝器小异，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，国土可得而鬻，何有文字，而一二贤儒，信以为实，斯亦通人之蔽。按《周礼》有釁龟之典，未闻铭勒，其余见于《龟策列传》者，乃有白雉之灌，酒脯之礼，梁卵之祓，黄绢之里，而刻画书契无传焉。假令灼龟以卜，理兆错迎，釁裂自见，则误以为文字，然非所论于二千年之旧藏也。夫骸骨入土，未有千年不坏，积岁少久，故当化为灰尘，龟甲、蜃珧，其质同耳，古者随侯之珠，血乘之宝，珕珌之削，余蚳之贝，今无见世者矣，足明垩质白盛，其化非远，龟甲而能长久若是哉。鼎彝铜器，传者非一，犹疑其伪，况于速朽之质，易薶之器，作伪有须臾之便，得者非贞信之人，而群相信，以为法物，不其傎欤 (《国故论衡上》)
章氏所论，专属于甲，而不及于骨，据近顷发掘所得，有史前之兽骨，其形完具，殊鲜朽坏，盖以地当亢燥，不易浸蚀之故，其于龟甲，亦当作如是观，往年后出之骨文，或不免出于伪造，至近年中央研究院所得之甲骨文字，既为有组织之发掘，尤合乎科学法之整理，其为确实可信，且有裨于证史，亦无可致其非难。闻章氏晚年，虽不称引甲骨，然亦不甚菲薄之，讵非以诸氏之所考释者，多属信而有征乎，夫殷墟之藏历年三千，甲骨累累，胥未朽坏，且经多人发掘，众目共见，谓为作伪，夫岂其然，至其作字形体，不尽合于许书，则由其时先于成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