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不朽之书，可以入藏。释老之藏，盛于前而衰于后，儒者则代有增益，此亦闲卫吾道之一端也。”又立《儒藏条约》曰：“儒藏不可旦夕而成，先有一变通之法，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凡有版之书，在今日颇为易得，若于数百里内，择胜地名区，建义学，设义田，凡有志斯事者，或出其家藏，或捐金购买，于中以待四方能读之人，终胜于一家之藏。即如立书目，名曰儒藏未定目录，由近及远，书目可以互相传钞，因以知古人之书或存或佚。如此则数十年之间，奇文秘籍，渐次流通，始也积少而为多，继则由半以窥全，力不论其厚薄，书不论其多寡，人人可办，处处可行。” 是则周氏所论，正为现制之图书馆，化私人藏书为公有，可以便人阅览，向日学者叹求书之难者，今日则视为故常矣。惟其所谓儒藏，即用丛书之法，荟萃儒者之书，而为一编，略如明代之《永乐大典》，而清代之《四库全书》亦继此而起者也。自周氏有此论，至乾隆三十七年，安徽学政朱筠乃有奏请开馆校书之议。其言计分四项：一、旧书钞本应急搜，二、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，三、著录、校雠当并重，四、金石、图谱在所必录。清廷遂据此议，以设立《四库全书》馆。然其初不过先就《永乐大典》从事校核，凡外间所无及流行不甚广者，悉为签出发钞而已。后乃内外所有各书，悉加网罗，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每校一书，即为撰一提要，签于书端，盖用刘向总录群书条而奏之之法。后乃荟萃诸书之提要，以为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。所谓分之则散弁诸编，合之则共为总目是也。时任总纂者，为纪氏与陆锡熊，分纂官则有多人，故各书提要之初稿，出于各分纂官所撰，而送总纂为之核定焉。昔会稽李慈铭谓：“《四库总目》虽纪、陆二氏总其成，然经部属之戴东原，史部属之邵南江，子部属之周书昌(永年)，皆各纂所长，纪氏名虽博览，而于经、史之学则实疏，集部尤非当家。”(《越缦堂日记》)此语殊不尽然。兹考聚珍版，戴氏所撰提要，《仪礼》、《大戴礼》、《方言》等书，固属经部矣，然如《水经注》则属于史，《项氏家说》及《算经》诸书则属于子，是戴氏未尝专主经部也。再考邵氏《四库全书分纂稿》，凡正史各提要，邵氏所撰，固居其大部矣，然其中尚有四种属于经，一种属于子，四种属于集，而聚珍版之《融堂书解》提要，亦为邵氏所撰，是邵氏亦不专主史部也。又聚珍版之老子《道德经注》，属于子部，其提要固为周氏所撰，而《公是》、《彭城》、《浮溪》诸集，属于集部之提要，亦出周氏之手，是周氏亦不专主子部也。且纪氏专主集部，更无明证，且职居总纂，无所不赅，讵能专任一部以自隘乎 盖当日分纂诸氏，各就所长，分任其事，则有之矣，而提要各稿，俱经纪氏笔削增窜，有大异其原来面目者。试取邵氏《分纂稿》与《提要》加以衡较，则知邵氏原稿，多经纪氏修改，且有十无一存者矣。考《提要》有原本《提要》(亦称《书前提要》)与《总目提要》之分：《原本提要》冠于《四库》各书卷首者也，《总目提要》荟萃别为一编者也。两种提要，异同亦复甚多。或谓《原本提要》出之各分纂官，《总目提要》则为纪氏所修改，此亦非也。兹取邵氏分纂稿一一对校，微特与《总目提要》相去甚远，即与《原本提要》合者亦甚少，盖《书前提要》已于进呈时经纪氏一度之修改，迨其后荟为一书，又复再度修改，多所增益，大抵《总目提要》往往较《原本提要》为精核，盖经融会贯通悉心厘正故也。《提要》出于纪氏之笔削，实有多证。朱珪为纪氏撰墓志铭云；“公馆书局，笔削考核，一手删定，为《全书总目》，裒然巨观。”其祭纪氏文亦云：“生入玉关，总持四库，万卷提纲，一手编注。”又阮元序纪氏文集亦云：“高宗命辑《四库全书》，公总其成，凡六经传注之得失，诸史记载之异同，子集之支分派别，罔不抉奥提纲，溯源彻委，所撰定《总目提要》，多至万余种。”盖珪与纪氏同时，又为修书时总阅官之一，元亦及见纪氏，皆以《提要》为纪氏一手删定，所言当不诬也。不惟朱、阮二氏言之如此，即纪氏文集、笔记中亦时时自言之，兹不悉举。《总目提要》之各部有总序，每部各类之前有小序，后有案语，为原本《提要》所无，皆纪氏荟萃为总目时所撰，与各分纂无与者也。又高宗尝命纪氏撰《简明目录》，以便检阅，每书皆记卷数、撰人，并略叙其书之梗概，为书二十卷，见于高宗题文津阁诗之自注(《乾隆御制诗》五集卷六十七)，此又未尝假手他人者。纪氏一生，除文集、笔记外，其他著述甚少，盖精力已尽于此书矣。《四库》著录之书，凡三千四百七十种，七万九千十八卷；存目之书，凡六千八百十九种，九万四千三十四卷，而吾侪所尤应重视者，乃在存目，盖著录之书，今尚易求，存目之书，则不可尽见，依《存目提要》而求书，不难得大略，且往往于无意中获之，此又纪氏立例之善也。同时章学诚著《校雠通义》，以明向、歆部次群籍之法，然徒托空言，未能见之实事，惟纪氏于著录、校雠二者，以毕生之力从事于此，所著《总目提要》，实兼《七略》、《别录》而有之，讵非向、歆以来之所仅见者乎 虽其书尚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