漏误，近已有人为之校补 ，但其大体精善，可议甚少。总之校雠之学，为史家之支与流裔，尤为治史者所不可废，近代擅此业者，纪氏而外，殊罕其俦，吾故取而述之，或以纪氏喜诋宋儒，尊扬汉学，目之为经学家 ，则失其实矣 。
有清中叶，有异军特起自树一帜之史家，与纪昀同起于北方者，是为崔述。述字武承，一号东壁，大名人也。乾隆举人，官知县，嘉庆二十一年卒，年七十七。其学始于治经，以怀疑、辨伪、考信三者为主旨，其所考辨之对象，则为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、孟，其意在尊经，而屏战国、秦、汉以后之杂说，非惟《史记 孔子世家》，以其出于汉人，多不之信，即《礼记》之《檀弓》，亦以为出于汉儒所造，又以《论语》中公山弗扰及佛肸二章，为汉人张禹所更定。寻其所考辨者，名为治经，实为研治中国之古史，特自秦汉以后，为群经所不具者，则略而不言耳。崔氏所著之书，曰《考信录》，而释其作书之旨于提要云：
余年三十，始知究心六经，觉传记所载，与注疏所释，往往与经互异，然犹未敢决其是非。乃取经文，类而辑之，比而察之，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。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，屡欲茹之而不能茹，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。
又释其书之例云：
(一)唐、虞、三代之事，见于经者，皆醇粹无可议，至于战国、秦、汉以后所述，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，与圣人不相类，故《考信录》但取信于经，而不敢以战国、魏、晋以来度圣人者，遂据之为实也。(二)今为《考信录》，于殷、周以前事，但以《诗》、《书》为据，而不敢以秦、汉之书遂为实录。(三)余为考信汉、晋诸儒之说，必为考其原本，辨其是非，非敢诋误先儒，正欲平心以求一是。(四)今为《考信录》，不敢以东汉、魏、晋诸儒之所注释悉信以为实言，务皆究其本末，辨其同异，分别其事之虚实，而去取之，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，亦不为古人之书增其误。(五)今为《考信录》，凡无从考证者，辄以不知置之，宁缺所疑，不敢立言以惑世。(六)今为《考信录》，宁缺毋滥，即无所言，亦仅列之备览，宁使古人有遗美，而不肯使古人受诬于后世。（七)大抵文人学士，多好议论古人得失，而不考其事之虚实，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，故今为《考信录》，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，而论其得失者次之。
寻崔氏之意，盖欲以经论经，亦犹赵翼之欲以正史证正史，此固治经史者所必遵之程也。虽然，崔氏之治经，不以明音训、究名物为事，与专门治经者异趣，崔氏盖视六经如史，而考辨古代某事之为真为伪，不特史应怀疑，即经亦何尝不应怀疑。惟崔氏胸中，横亘一但取信于经之见，而战国以下之书，皆以为不可尽信，是则先立主观，不免自有所蔽，亦为未达一间者也。
惟往昔之治史者，多失之信古太过，不啻为古人之舆儓，独崔氏能出其所疑，以与世人共见。求之往代，惟汉之王充，唐之刘知幾，有此气概。王充非究心于史者，可置弗论，崔氏曾称，知幾于秦汉之书，纪春秋之事，考之详而辨之精，而犹以其疑经之作为非(《考信录提要》)，是以己为疑所当疑，而知幾为疑所不当疑矣。不悟二氏皆以怀疑、辨伪、考信为史学之名家，知幾之见称于世久矣，崔氏卒后近二百年，而始有人称之。崔氏所著之书，曰《唐虞考信录》二卷，曰《夏考信录》、《商考信录》各四卷，曰《丰镐考信录》八卷，曰《洙泗考信录》四卷，是为正录；曰《考信录提要》二卷，曰《补上古考信录》二卷，是为前录；曰《丰镐别录》三卷，《洙泗餘录》四卷，《孟子事实录》二卷，《续说》二卷，《附录》二卷，是为后录；统称为《考信录》，凡三十六卷。《补上古考信录》，辨唐虞以前之史事，既己无经可证，颇能疑所当疑，亦以无取信于经之见，为之桎梏也。自言始功于四十以后，至七十成书，复加增改，又五年而始定，前后四十余年，盖毕生精力之所萃矣。又合以杂著若干种，凡八十八卷，自署为薄皮茧，薄皮茧者，大名之方言也，盖蚕有强弱，故其茧亦有厚薄，以喻其为举人而官知县，树立甚浅，如薄皮之茧也。其书初为其弟子陈履和刊行，后又收入《畿辅丛书》，然于杂著未能全刊。及顾颉刚获崔氏之《知非集》、《莜田賸笔》及其夫人之《二馀集》、其弟其妹之稿，汇刊为《东壁遗书》，于是几无人不知有崔氏矣。
北方之史家，继崔述而兴者，又有徐松。松字星伯，大兴人也，嘉庆十年，以进士入翰林，十四年任《全唐文》馆提调兼总纂，于是将旧贮翰林院之《永乐大典》，移存馆内，以供采撷，松于其时，遂由其中辑出《宋会要》，至五百卷之多，可谓富矣。初俞正燮颇留意及此，所撰《宋会要辑本跋》，初谓其书元时已亡，继谓明时犹存，乃从类书说部，钩稽辑成五卷，盖正燮未窥中秘，不知《宋会要》已收入大典，故勤勤于此举也。徐氏不仅自《大典》辑出《会要》，又得宋《中兴礼书》及《河南志》二种。同时李兆洛与之书云：“《会要》一书，自当钩稽异同，拾遗补坠，使本末灿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