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代》，亦不列于数内，称十七史，用宋人语也。《考异》、《箚记》之名，无待详释。至王氏之书命名“商榷”，盖取《史通 自序》“商榷史篇遂盈筐箧”之义。又谓，商，度也；榷，麄略也，言商度其麄略也 。王氏又著《蛾术编》，不专言史。钱氏尚有《三史拾遗》、《诸史拾遗》，附《考异》以行。又曾究心《元史》，先撰《氏族》、《艺文》二志以见志。或谓别有《元史稿》若干册，著录于日本岛田翰之《古文旧书考》，因疑其书未亡 ，然钱氏未尝一语及此，何也 赵氏又著《陔馀丛考》，成书在《箚记》之前，其中论史之语，再加订正，多入《箚记》。其后临海洪颐暄亦喜治史，其《读书丛录》中，有七卷为论史之语，专考《史记》、两《汉》。其后又续三国以下迄隋，为《诸史考异》十八卷，然仅小有补苴，不逮三氏远甚，故亦不复详论云。
与钱、王、赵三氏同时，以治史有声者，又有邵晋涵。晋涵字与桐，号二云，余姚人也，以进士入四库馆，任编纂，仕至翰林院侍讲学士，卒年五十四。晋涵与章学诚同里，俱喜治史，故最相得。章氏亟称其从祖廷宷之史学，廷宷字念鲁，著有《东南纪事》、《西南纪事》，详于南明匡复之事，而章氏尤称其《思复堂集》，以其中多载明人轶事也。全祖望尝诋廷宷之短，章氏则谓全氏通籍馆阁，入窥中秘，出交名公巨卿，闻见自宜有进，然其为文，与《思复堂集》不可同日语也。全氏修辞饰句，芜累甚多，不如《思复堂集》辞洁气清，若其泛滥驰骤，不免漫衍冗长，不如《思复堂集》雄健谨严，语无枝剩。至于数人共为一事，全氏各为其人传状碑志，叙所共之事，复见叠出，至于再四，不知古人文集，虽不如子书之篇第相承，然同在一集之中，必使前后虚实分合之间，互相趋避，乃成家法，而全氏不然，以视《思复堂集》，全书止如一篇，一篇止如一句，百十万言，若可运于掌者，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计矣。至于闻见出入，要于大体无伤，古人不甚校也。王弇州之雄才博学，实过震川，而气体不清，不能不折服震川之正论。今全氏之才，不能远过弇州，而《思复堂集》高过震川数等，岂可轻相非诋，是全氏之过也(《邵与桐别传》章贻选跋引章氏语)。于此可窥见廷宷之史学，而全氏之短亦于此得见仿佛焉。晋涵尝自《永乐大典》中，辑出《旧五代史》，又撰《南都事略》，并有志重修《宋史》，而易其名为《宋志》，更为毕氏校定《续通鉴》，前章已略及之矣。邵氏论史之语，见于章学诚之所记，其言曰：“宋人门户之习，语录庸陋之风，诚可鄙也，然其立身制行，出于伦常日用，何可废耶，士大夫博学工文，雄出当世，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，不能无箪食万钟之择，本心既失，其他又何议焉，此著《宋史》之旨也。”(《邵与桐别传》)章氏督促邵氏修史甚力，其言曰：“足下博综，十倍于仆，用力之勤，亦十倍于仆，而闻见之择执，博综之要领，尚未见其一言蔽而万绪该也。《宋史》之愿，大车尘冥，仆亦有志，而内顾枵然，将资足下而为之耳。足下如能自成一史，仆则当如二谢、司马诸家之《后汉》，王隐、虞预诸家之《晋书》，以备一家之学，如其未能，则愿与足下共功，其中立言宗旨，不谋而合，亦较欧、宋《新唐》必有差胜者矣。”(《与邵二云论学书》)其后又曰：“足下《宋史》之愿，大车尘冥，恐为之未必遽成，就使成书，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，仆亦无从过而问矣。但古人云，载之空言不如见之实事，仆思自以义例，撰述一书，以明所著之非虚语，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，莫如赵宋一代之书，而体例既与马、班殊科，则于足下之所欲为者，不嫌同工异曲。”(《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》)章氏又尝与邵氏论《宋史》，谓俟君书成后，余更以意为之，略如《后汉》、《晋史》之各自为家，听决择于后人；又谓当取名数事实，先作比类长编，卷帙盈千可也；至撰集为书，不过五十万言，视始之百倍其书者，大义当更显也。邵氏则曰：“如子所约，吾亦不能，然亦不过参倍于君，不至骛博而失专家之体也。”(《邵与桐别传》)其所论者，大略具是，而二氏之宋史，卒用未底于成，亦徒托空言而已矣。章氏为邵氏作传，亦略及浙东史学，其言曰；“南宋以来，浙东儒哲讲性命者，多攻史学，历有师承，宋、明两朝纪载，皆稿荟于浙东，史馆取为衷据，其间文献之征，所见所闻所传闻者，容有中原耆宿不克与闻者矣。”此又略明己与邵氏之史学渊源甚早，亦《浙东学术》一文之所由作也。
与邵晋涵同时，以目录、校雠之学擅名者，则纪昀是也。昀字晓岚，直隶献县人，起家进士，入翰林，累官礼部尚书，协办大学士，卒年八十二。生平著作甚少，其精力所萃，只有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一书。初历城周永年撰《儒藏说》，略谓：“明人曹学佺欲仿二氏为儒藏，邱琼山欲分三处以藏书，陆桴亭欲藏书于邹鲁，其意皆欲为儒藏，而未尽其说，惟分藏于天下学宮、书院、名山、古刹。又设为经久之法，即有残缺，而彼此可以互备。释者之书，正伪参半，美恶错出，惟藏之有法，故历久不替。然立藏以后，自成一家之言，初不多见。儒者则一代之内，必有数种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