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异》，王氏著《十七史商榷》，赵氏著《廿二史箚记》，皆统释诸史，逐年积累而成，历时久而后出者也。阮元之论钱氏曰：先生于正史、杂史，无不讨寻，订千年未正之讹；校正地志，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，无不考而明之；精通天算，三统上下，无不推而明之；于金石无不编录，于官制史事考核尤精，因叹以为人所难能。盖钱氏于正史、杂史而外，兼及舆地、金石、典制、天算，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，故所著又有《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》、《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》，而精意所寄，尤在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一书，可与顾炎武《曰知录》相伯仲，宏博不如，而精实过之。文集中所载《与袁简斋书》，论唐、宋官制守、判、试、知、检校诸称，援引精确，分析入微，为前人论史书中所罕见。即如所论“三史”一条云，三史，谓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及《东观记》也，引《续汉郡国志》、《春秋》三史会同征伐一语为证，唐以后《东观记》失传，乃以范书当三史之一，所论何等明晰 。至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，则论三史者凡三条：其一，亦引《续汉郡国志》，而谓《后汉》为指谢承或华峤书(卷三十二)；其二，则以《三国志 吕蒙传注》引《江表传》有省三史诸家兵书之语，是时尚无谢、华二氐之书，无以解之，乃谓三史似指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(卷四十二)；其三，则取前两说而并举之(卷九十九)，是盖忘记三国之世已有《东观汉记》流传于世也。是则钱氏所释，为至当不易矣 。文集中又有《答问》十二卷(卷四至十五)，中有两卷论史，似胜于全氏之《问答》。或多称钱氏《考异》，不知其所重者为文字之异同及训释之当否，其精言要义，多不具于此，读者不察，遂谓钱氏史学，似未出于王、赵二氏之上，此则皮相之论也。王氏史学，悉具《十七史商榷》一书，曾论治史宜考典制，又谓与治经不同。其说云：
大抵史家所记典制，有得有失，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，驰骋议论，以明法戒也。但当考其典制之实，俾数千年建置沿革，了如指掌，而或宜法，或宜戒，待人之自择焉可矣。其事迹则有美有恶，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，擅加与夺，以为褒贬也。但当考其事迹之实，年经事纬，部居州次，记载之异同，见闻之离合，一一条析无疑，而若者可褒，若者可贬，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。……治史之法，与读经小异而大同，何以言之，经以明道，而求道者，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。但当正文字，辨音读，释训诂，通传注，则义理自见，而道在其中矣。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，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，不必以褒贬为与夺，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，亦犹是也，故曰同也。若夫异者则有矣，治经断不敢驳经，而史则虽子长、孟坚，苟有所失，无妨箴而砭之，此其异也。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。经文艰奥难通，若于古传注，凭己意择取融贯，犹未免于僭越，但当墨守汉人家法，定从一师，而不敢他徙。至于史，则于正文有失，尚加箴砭，何论裴骃、颜师古一辈乎，其应择善而从，无庸偏徇，固不待言矣，故曰异也。要之二者虽有小异，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，则一也(《十七史商榷 自序》)。
或据此序，谓《商榷》一书，重在典章故实是也，然细考其书，典章故实固居其大半，然亦论及版本义例，不拘一体，与钱氏《考异》，皆善于用析以演绎法而得之者也。至赵氏之《廿二史箚记》则不然，赵氏意在总贯群史，得有折衷，《自序》所谓多就正史纪、传、表、志参互勘校，至古今风会之递变，政事之屡更，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，亦随所见附著之，即此意也。兹考其书，如论《汉书》多载有用之文，《旧唐书》、《旧五代史》多用实录、国史，《宋》、《辽》、《金》三史初修、重修之始末，皆叙次綦详，不待他求而略具；至东汉之宦官与党禁，六朝之清谈，南北朝通好之使命，唐代宦官及节度使之祸，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，宋代制禄之厚、冗官之多、和战之是非，元代百官以蒙古人为之长，明代内阁首辅之权重及才士诞傲之习各条，皆属一代大事，而能列举多证，娓娓而谈，以明其事之因果嬗变，尤合近代治学之方法；即其细者，如汉多黄金，三国关、张之勇，五代人多以彦字为名，明初文字之祸，亦皆本末洞然，富有逸趣，读其书者，乃至不忍释手。盖他人之治史者，喜以稗乘脞说为证，而赵氏则以本书证本书，或以其他正史证某一正史，盖由清人以经证经之法，推而出之，其识见尤高人一等。统观全书，悉由善于用综以归纳法而得之者，记曰：“属辞比事，春秋教也。”赵氏可谓善于属辞比事矣(李慈铭谓《箚记》为乾嘉时一老儒所作，赵氏据而有之，不知何据)。此其治史之术，又与钱、王二氏不同者也。钱、赵二氏之书，皆以廿二史命名者，明代以《旧唐》、《旧五代》不列正史，故只有廿一史，清代增《明史》，则为廿二史，赵氏《箚记》并《旧唐书》、《旧五代史》而释之，而不称廿四史者，其时二史未奉有列入正史之明谕也。钱氏《考异》，分《后汉》之志为《续汉》，增《旧唐书》而无《旧五代》及《明史》，故亦为廿二史。至王氏所释，迄于五代而止，虽论及《旧唐》、《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