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观是非，则是非正。愿陛下不以牵制之爱，而夺是非之正，天下幸甚！」
殿中侍御史吕陶言：「台谏之职，为天子耳目，要在维持纲纪，分别邪正。凡所弹击，当徇至公，不可假借以事权，以报私怨。万一及此，是谓欺君。今苏轼所撰策题，盖设此问以观其答，非谓仁宗不如汉文，神考不如汉宣也。朱光庭指以为非，亦太甚矣。假使光庭直徇己见，不为爱憎而言，则虽不中理义，犹可恕，或为爱憎而发，则于朝廷事体所损不细。今士大夫皆曰：『程颐与朱光庭有亲，而苏轼尝戏薄程颐，所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。』审如所闻，则光庭固已失之，轼亦未为得也。且轼荐王巩为不知人，戏程颐为不谨言。举此二者而罪之则当也，若指其策问为讥议二圣而欲深中之，以报亲友之私怨，诚亦过矣。况御史上官均近尝论奏为政之道有宽猛两节，大概与苏轼策题同意，陛下谓其言可取，着于法令，颁于天下。夫上官均之奏，苏轼之策题，二人之言皆是讲明治道。一则颁以为法，一则指以为罪，何轻重取舍之异哉？此士大夫之意不能无惑也。恭惟陛下圣虑高远，从谏如流，然臣下之言或至于激，则亦愿加审察。昔富弼、韩琦，天下知其忠且贤。弼因除张茂实管军，中丞韩绛乃言富弼欲谋不轨；韩琦不赴文德殿押班，中丞王陶乃言韩琦反状已露。尚赖圣主深照情伪，二人者始终安全。以富弼、韩琦之贤，而言者犹如此中伤之，则不迨于琦与弼者又可知矣。今日光庭中伤苏轼之心，颇类前事，欲使朝廷为之报怨，不可不察也。臣与苏轼皆蜀人，而不避乡曲之嫌，极论本末，既备位台职，而辄纠谏官之失当，二罪皆不胜诛。然喋喋不敢自默者，非独为一苏轼，盖为朝廷救朋党之弊也。」
又言：「明堂降赦，臣僚称贺讫，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。是时，程颐言曰：『子于是日哭则不歌，岂可贺赦纔了，却往吊丧？』坐客有难之曰：『孔子言哭则不歌，即不言歌则不哭。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，于礼无害。』苏轼遂戏程颐云：『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。』觽皆大笑。其结怨之端盖自此始，轼非无过也。」（苏轼荐王巩致人言，已附十一月末。十月二十五日，王巩以宗丞请修玉牒。苏轼荐巩时，巩为宗丞也。吕陶章，新、旧录并不载。按编类章疏，明年正月九日，王觌奏云云，则陶此章必继苏轼自辩后或在轼自辩前，今并附此。王岩叟朝论：「十二月三日，朱光庭上封事，密论翰林学士撰试馆职策题不当讥讽祖宗，十四日进呈，有旨放罪，光庭章过门下矣。光庭以谓此罪不当放，遂再论之，语益峻。自此章方明攻苏轼，又有一贴黄，引轼骂司马光、程颐事，其意欲以见轼之轻耳。然闻轼有文字自辩云，学士院共进三题，轼所撰一题最在后，不谓偶合圣意，出于点中也。既而闻有旨抽入放罪指挥，又谓谏官言之非是，且有意逐谏官。臣愚与尧俞皆以命令反复，是非颠倒，不可不辩，又恐遂逐谏官，所损大矣，不若于未逐以前早救其事，乃上疏不疑。愚二十七日上，尧俞次日亦入，然愚二人皆不斥其有意讥讽，但云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耳。尧俞章，本集皆不存。正月八日，愚与尧俞又继一章。十二日，于尧俞章后批出云：『傅尧俞、王岩叟、朱光庭以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，累有章疏。今看详得是非讥讽祖宗，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。令执政召逐人面谕，更不须弹奏。』十三日，召三人至都堂，右揆吕公着、门下侍郎韩维、中书侍郎吕大防、左丞李清臣、右丞刘挚五人，大意皆知轼为有过，然特欲以上意两解之。愚等皆不敢奉诏。十四日，皆上一疏，又论不奉诏之意。十八日，同对于延和殿，纔读尧俞札子了，即云：『此事小，何故言？』尧俞对云：『正谓不小，所以言。』又云：『此朱光庭有私，卿等党光庭。光庭未言时，何不言？』尧俞与愚皆对曰：『有一人论之，且观朝廷行不行，或中间有差失，方当继言。昨光庭初言，朝廷有放罪之旨，则是朝廷行遣得正，自不消言，后见反汗，又是非倒置，臣等方合论。』又宣谕曰：『苏轼非是讥讽。』对曰：『若是讥讽，罪当诛，臣等不止如此论。今止为不当议论祖宗，所以乞略行责耳。』愚怀策题一本，就帘前指其文而解，未终，厉声曰：『更不看文字也！』又进读愚札子，竟不然之。尧俞曰：『如此，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。』乃厉声曰：『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则甚，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！』愚即进曰：『陛下不主张苏轼，必主张道理，于道理上断。』即峻语曰：『待责降苏轼。』愚与尧俞皆进曰：『此在陛下。假令暂责，随即召之，亦是行遣正。』乃曰：『待相度。』尧俞曰：『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，乃所以为平。今待轼如此，轼骄，将何以使？』又曰：『便总由台谏官。』愚对曰：『若台谏所言，陛下能尽听纳，自足以成陛下之美，台谏何预焉？』又曰：『但言不妨，行与不行，须由宸衷。』愚对曰：『如此，则是顺朝廷意者乃得行，恐非朝廷之福。书曰：有言逆于汝心，必求诸道；有言逊于汝志，必求诸非道。愿陛下常于此加察，恐逊顺陛下之言有非道之事。』愚又曰：『小人之欲破坏言路者多，陛下欲求言路则难，欲沮言路则易。一沮之，则人将以言为戒，恐陛下不得尽知外事。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