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深察。』尧俞亦曰：『臣尽至诚告陛下，陛下不察，亦无可奈何，愿为国家更深思远虑。』遂下至台，与尧俞议待罪，乃同奏云：『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，蒙宣谕谓臣等党附谏官朱光庭，弹奏翰林学士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事。臣等误承厚恩，上辜任使，更不敢诣台供职，伏候谴斥。』自十九日各家居，然上殿札子却降出。二十二日，垂帘，进呈执政撰一白贴子，欲明破苏轼之非。久之不纳，但云：『四人皆逐出。』诸公争之以为不可，乃许用白贴子中降指挥。二十三日，得札子云：『正月二十三日，三省同奉圣旨：苏轼所撰策题，即无讥讽祖宗之意；又缘自来官司试人，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，盖学士院失于检会。札与学士院，令知苏轼、傅尧俞、王岩叟、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。』尧俞二十五日与愚、光庭以侍班次，二十七日，同见于紫宸门内东外，方入，初与尧俞、光庭等奏论苏轼策题不当，进曰：『汉、唐以来，多少策题，无有将祖宗与前代帝王比量长短者。策题云欲师仁祖之忠厚，则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。曰当时百官有司皆不举其职，不知仁宗在上却何所为？乃是全然荒怠，致得百官有司如此。果如此，因何成得四十二年太平，至今耆老言之，犹往往流涕。仁宗何负，却言不如汉文！』上云：『此事小，不消得如此，且休则休。』对曰：『此虽数句言语，缘系朝廷大体，不是小事，须合理会。』上云：『不是讥讽祖宗。』对曰：『启陛下，若是讥讽祖宗，则罪当死，臣等不止如此论列。既只是出于思虑言词失轻重，有伤事体，亦合须有行遣。譬如误入禁门，于法罪亦不轻，何则？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不严也。今若不以此事为戒，他日有一人指斥乘舆，而云本出于误，亦可恕否？陛下虽欲恕之，七庙威灵在上，岂得容恕！』又奏曰：『执政于都堂对臣等皆言苏轼不是，既知不是，岂可却教朝廷做不是底事？又岂有朝廷明知不是，却抑言事官要休？若寻常人私事则可休，朝廷事则不可如此。臣等为朝廷持风宪，若凡所论奏，常指挥令休和，要将安用？即是臣等辱却风宪，更有何面目居职？』又奏曰：『真宗朝【一二】，知制诘张秉撰一叙用官制词云：顷因微累，谪于荒遐。真宗览之曰：如是，则是先帝失政。遂罢其职。』又奏曰：『若是臣等分上私事则可休，事干祖宗、干朝廷，臣等如何敢休？朝廷若不行破，书在史册，后世以朝廷为何如哉？传入远夷，必有轻慢朝廷之心，万一遣使发问，不知如何为答。』上云：『言事官有党。』对曰：『臣等不知有党无党，但知据事之是非论列，陛下亦只当看事如何。若心疑于有党，则必失事之实，既失事之实，则是非难辩。自古小人欲倾害君子者，君子无过，则无以奈何，惟是指为朋党，人主遂疑，人主既疑，因而可挤矣。陛下不可不察也。』又奏曰：『此事是苏轼轻易不思，语伤大体，以致议论。若不正其罪，则此失却在陛下，陛下何苦力主此人，反自取后世讥诮。台官之职，只在触邪指佞，岂当却为人解纷？此意可察。』上曰：『策题是里面点去。』进曰：『闻是进入三个策题，其两个是邓温伯撰，最后一个是苏轼撰。陛下已爱其虚名，故点轼所撰者，必然不曾反复详览，则虽是点中，于陛下何伤。今既分别得事理明白，陛下已知其虚名，不欲加罪，是惑也。陛下今不欲人言轼之短，假令昨司马光在，政事或失，不知合论与不合论。臣等所职是言责，所论只据是非，更不敢问其人。问着人，则须生私意。』上云：『今日改先帝事，何故不得问？』对云：『修改政事，与形于文字不同，兼今日所改之事，皆是复祖宗旧法，况陛下下诏求比闾疾苦者力改之，乃所以承祖宗之美，不知策题须得论耶，不须得论耶？陛下如此主张，臣等却如此力言，违忤陛下，以就罪责，不知臣等是何意，陛下可体察。况臣等与轼皆熟，素无怨绚，只是忠于陛下，要正朝廷事，使天下后世不能指议陛下，故都无所避。』又进曰：『陛下只当责臣等不言事，不可戒约臣等令不言，恐天下窥见陛下此意，阴相顾望，不肯尽忠于朝廷，非陛下之福。且乞陛下省纳。』又言：『前日诏臣等去都堂，外臣不知，皆言是奉圣旨召台谏官戒励，甚骇听闻。臣等被摧抑，则不足道，却是损朝廷风宪，且愿陛下爱惜朝廷事体。陛下于苏轼所惜者小，于言路所损者大，不可不思。风宪之地非臣之私，乃陛下家事，陛下不崇銟，则臣一匹夫耳。』」
侍御史王岩叟言：「近奏请如旧法不限灾伤分数，并容借贷，不拘民户等第，均令免息等事，蒙送有司立法。伏睹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，户部看详元丰令，限定灾伤放税分数支借种子条合依旧存留外，修立到下条：『诸州县灾伤人户阙乏粮食，虽有欠阙，不以月分，约度合支数，预行奏请，候得旨，许结保借贷常平谷。如阙，纽直给钱，丰熟日催纳。若无本色，听依仓例折纳，或纳元价。经赦不在除放之限。常平不足，许借拨转运司钱谷。其灾伤至轻或上等人户不致阙乏，不得一例奏请借贷。』臣看详所修借贷粮食条意已得允当外，缘臣元奏本以赈济旧法灾伤无分数之限，人户无等第之差，皆得借贷，均令免息。新条必待灾伤放税七分以上而第四等以下，方许借贷免息，殊非朝廷本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