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）曰：「臣窃闻谏官言臣近所撰试馆职人策问，有涉讽议先朝之语。臣退伏思念，其略曰：『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【九】，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，或至于偷；欲法神考之励精，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，流入于刻。』臣之所谓偷与刻者，专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，恐致此病，于二帝何与焉？至于前论周公、太公，后论文帝、宣帝，皆是为文引证之常，亦无比拟二帝之意。况此策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，末篇乃臣所撰，三首皆臣亲书进入，蒙御笔点用第三首。臣之愚意，岂逃圣鉴？若有毫发讽议先朝，则臣死有余罪。伏愿少回天日之照，使臣孤忠不为觽口所铄。」诏追回放罪指挥。（轼自辩札子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，明年正月十七日又上【一○】。）
或传朝廷谓光庭所言非是，将逐去之，御史中丞傅尧俞、侍御史王岩叟相与言朝廷命令反复，是非颠倒，不可不辩。又恐遂逐光庭，则所损益大，因欲于未逐前早救之。乃各上疏论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，犹未显斥其有讥讽意也。疏入，不报。（二年正月八日、十二日可考。旧录于「诏特放罪」下，又云：「未几，御史中丞傅尧俞、侍御史王岩叟相继论列，乞正轼罪。诏：『傅尧俞、王岩叟、朱光庭累弹奏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，详览文意，乃是指今日百官有司、监司、守令言之，非是讥讽祖宗。可召至都堂说谕，不须更有弹奏。』续诏：『学士院所撰策题，即无讥讽之意，然缘官司试人，亦无以祖宗治体评议者，盖学士院有失检会，札与本院令知，及令轼、尧俞、岩叟、光庭各速视事。』旧录云：「轼挟情用意，毁斥祖考丰功盛烈不若汉之文、宣，为臣不忠，有若是乎！言者纷纭，终以辩诈获免。」新录辩曰：「朱光庭等论轼之语及诏意具载于前，自『挟情用意』而下，史臣私言，今删去。」旧录叙此事极略，新录但删去『史臣私言』，余并因之。案：王岩叟朝论记述甚详，今参取苏轼明年正月十七日自辩札子并王觌、孙升等章疏，各依本月日附见。盖此事所关甚大，不容草率。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尧俞第一奏，二十八日，岩叟继之。二年正月八日，尧俞、岩叟再奏。九日，王觌奏，十一日，觌又奏。十二日【一一】，批出，令尧俞、岩叟、光庭不须弹奏，十三日，三人赴都堂受旨，十四日，三人又各上奏。十七日，罢轼自辩。十八日，尧俞、岩叟同入对，十九日，待罪。二十一日，孙升奏。二十二日，进呈尧俞、岩叟所奏。二十三日，诏令各供职。是日，孙升又奏。二十五日，三人侍班次，二十七日，同见于紫宸殿门。此一段事方竟耳。）
岩叟言：「臣窃闻初有圣旨，以学士院所撰馆职策题，祖宗为不足法而归全美于异代，用谏官言，将议其罪。陛下宽仁，特恕免之。举朝之人，方纷然交议，以谓学士深失大体，谏官言之为甚当，朝廷令免罪为太轻。今复闻续有指挥，追回放罪敕旨。物论疑骇，不审陛下知其意不可恕，而遂欲正典刑，以示天下耶？反以无过，而收已行之命耶？欲正典刑则善矣，反以为无过而收之则未安也。伏望陛下虚心平意，照之以至理，格之以大义。岂有本朝策天下之士，欲以求治道，而先自短其祖宗，命辞之人得为无罪耶？不知使陛下何以教天下，何以训后世？既以祖宗为有弊，又以陛下为可欺，罪在不疑，罚当无赦。或闻苏轼自辩，谓是陛下点中此题。果然，则轼更因其非，又推过于君父，罪益大矣。此题不缘言者深考而明攻之，泛读一过，安能遽晓？虽禁中点出，于陛下未为有失。今判然知之，而不正其罪，则失在陛下矣。罪已明而反脱，命既下而复收，乃似朝廷容其如此，臣恐天下之人遂移苏轼之非，反为吾君之过，臣不可不为陛下惜也。仰乞圣慈早正轼罪，以解中外之惑。」贴黄：「轼之此罪，若不正之，则于朝廷事体终为不顺，上下议论终为不允。乞陛下深赐省察，无以为惑，幸甚！」
又言：「臣伏以朝廷之事，莫先于辩是非，明赏罚。是非辩，赏罚明乃可以正朝廷，朝廷正则百官正，百官正而后天下一于正矣。是非之不可不辩，赏罚之不可不明，所系如此，其可忽哉！近者苏轼撰策题试馆职，引汉文、汉宣以方祖宗，语伤大体。谏官论乞正其罪，闻有旨特放罪，是朝廷初以谏官为是，以学士为非也。曾未累日，复闻收还放罪之旨，更反以学士为是，以谏官为非也。一事之间，而乍是乍非，或行或已，于朝廷举动何如哉！此臣之所以为陛下惜也。臣窃伏思陛下至公至明之初心，必无所惑，应有奸言邪说，颠倒是非，变乱白黑，以移陛下之意者。自古奸人之心，利在人主不纳谏而忠臣杜口，则欲以行其私，非有忠于社稷之志也。此理易明，岂终能欺陛下？陛下略加静思，则得之矣。臣观汉、唐以来至于本朝，策问不可胜数，无有此体。陛下博览文史，试取而比类之，轼之罪不难见矣。方两宫听政帘下，尤当正是非、公赏罚，使天下无以窥其失臣之心也。苟以非为是，则小人遂将乘隙而进矣。传曰：『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』正在今日，陛下不可不深思而审处之也。今议轼之罪，或重或轻，固在陛下，但朝廷之事不可不正耳。伏望圣慈断之以义，早赐施行。」贴黄：「夫牵制于人以观是非，则是非惑；据事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