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制，何患法之不行乎！」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，苟欲媚光，非事实也。故苏辙首以为言。（此据邵伯温见闻录并绍圣三年十二月己未董敦逸章【二○】。伯温谓蔡京诣政事堂白司马光，误也，或至东府耳。今并附注伯温敦逸所言于后。邵伯温见闻录第十一卷云：「王荆公知明州鄞县，读书为文章，三日一治县事。起堤堰，分决陂塘，为水陆之利；贷谷于民，立息以偿，俾陈新相易；兴学校，严保伍，邑人便之。故熙宁初为执政，所行之法，皆本于此。然荆公知行于一邑则可，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。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，急于功利，遂至决河为田，坏人坟墓、室庐、膏腴之地，不可胜纪。青苗虽取二分之利【二一】，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。又公吏冒名，新旧相因，其弊益繁，保甲、保马尤有害，天下骚然，不得休息，盖祖宗之法一变矣。独役法，新旧差、募二议俱有弊，□、蜀之民以雇役为便，秦、晋之民以差役为便。荆公与温公皆早贵，少历州县，不能周知四方风俗，故荆公主雇役，温公主差役。差役虽旧典，亦有弊。苏内翰、范忠宣，温公门下士，复以差役为未便；章子厚，荆公门下士【二二】，复以雇役为未尽。内翰、忠宣、子厚虽贤否不同，皆聪明晓吏治，兼知南北风俗，其所论甚公，不私于所主。元佑初，温公复差役改雇役，子厚议曰：『保甲、保马，一日不罢，有一日害。如役法，则熙宁初以雇役代差役，议之不详，行之太速【二三】，故后有弊。今复以差役代雇役，当详议熟讲，庶几可行。而限止五日，太速，后必有弊。』温公不以为然。子厚对太皇太后帘下与温公争辩，至言『异日难以奉陪吃剑』，太后怒其不逊，子厚得罪去。蔡京者，知开封府，用五日限，尽改畿县雇役之法为差役，至政事堂白温公，公喜曰：『使人人如待制，何患法之不行！』绍圣初，子厚入相，复议以雇役改差役，置司讲论，久不决。蔡京兼提举，白子厚曰：『取熙宁、元丰役法施行之耳，尚何讲为？』子厚信之，雇役遂定。蔡京前后观望反复，贤如温公，暴如子厚，皆足以欺之，真小人耳。温公已病，改役法限五日，欲速行之，故利害未尽。议者谓差、雇二法兼用则可。雇役之法，凡家业至三百千者听充。又许假借府吏、胥徒雇之，无害衙前，非雇上户有物力行止之人，则主官物、护纲运，有侵盗之患矣。惟当革去管公库、公厨等事，虽不以坊场、河渡酬其劳可也。雇役则皆无赖少年应募，不自爱惜，其弊不可胜言。故曰差、雇二法并同用，则可行也。荆公新法，农田、水利，当时自不能久行；保甲、保马，继亦停罢。独青苗散敛，至建炎初中国乱，始罢【二四】。呜呼！荆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，温公以行新法不作枢密副使，神宗退温公而用荆公，二公自此绝。」伯温所云蔡京诣政事堂白温公，温公喜曰：「使人人如待制，何患法之不行？」按温公以正月二十一日谒告，直至五月十二日方入对。正月二十一日上疏，乞罢免役，二月七日得旨依奏。此时温公卧家，伯温所闻必误。或温公尝召京至东府，如绍圣三年十二月京与董敦逸自辨章。然京自辨草章，要未可信，今姑存之，更须考详。绍圣三年十二月己未，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与侍御史董敦逸辨。初，敦逸言：「元佑初，司马光秉政，蔡京知开封府，光唱京和，首变先帝之法，行下诸县，各希望风旨。只祥符一县，数日之间，差拨役人一千一百余人。是后行于畿邑，遍于诸路，皆是蔡京首为顺从，何其变之速也？乞检会司马光章惇札子，并章惇贴黄，皆有文据。蔡京，元佑初略无建明，只附司马光变易先帝之法。」京言：「臣昨知开封府，于元佑元年二月内降到司马光差役法，令州、县揭簿定差。其降到指挥内，仍称如无妨碍，即便施行。若有妨碍，限五日申奏。其开封府虽辖诸县，自来只管勾京城内公事。应被朝旨，亦只翻录行下诸县、关中而已。至于人户差役、簿书之类，皆诸县一面施行，故当时差法，并是诸县一面定差。其开、祥两县，在辇毂之下，既见法内有『即便施行』之文，所以承行不敢少缓。开封府虽见诸县承行之急，缘是遵依法内指挥，开封府岂敢禁止？然臣于是时，以法令更改，上则执政大臣争论不得，下又无百姓陈诉，自非明见利害之实，未易遽夺。亦不敢坐视更变，犹以点检骚扰、催督为名，差官遍诣诸县看详、商量。又于闰二月内具状，奏称诸县申到未可施行事，乞从本府一面奏上，或因提点司看详。寻被敕命，令与提点司同具闻奏，则臣欲具可否论列，于此可见。敕命见在，岂敢首为应和？其司马光因此三次召臣到东府，诘责不差衙前，并有何利害，差官相度因依，怒见辞色。臣更不待所差官回，即乞外任。其司马光差法，开封府被受未及一月余日，臣已罢去，遂流落外任十年，臣之孤踪，觽所共见。臣若能应和司马光，则必为光所知，不应变法之始，一月之间，一请遂得罢去。」）
尚书左丞吕公着札子：「勘会司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，大意已善，其间不无簄略未完备处。若博采觽论，更加公心，申明行下【二五】，向去必成良法。今章惇所上文字，虽其言亦有可取，然大率出于不平之气，专欲求胜，不顾朝廷命令大体。早来都堂三省、枢密院会议，章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