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出卖，岁得缗钱无虑数百万，以为衙前雇募支酬之直。计一岁之入，为一岁之出，盖优有余裕，则衙前一重役，无所事于农民矣。农民既除此一重役，外惟有散从、承符、弓手、手力、耆户长、壮丁之类。此役无大劳费，宜并用祖宗差法，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，比于旧制，繇役轻矣。治于人者事人，古今之通义，则安用给钱为哉？
坊场之法，旧扑户相承【一一】，皆有定额，不许增銽价数，辄有徱夺。祖宗非不知增价之为公家利也，所以不许者，知其悦目前之利，必有后日之害故也。新法乃使实封投状，许价高者射取之，于是小人徼一时之幸，争越旧额，至有三两倍者，旧百缗，今有至千缗者，交相囊橐，虚造抵本。课额既大，理难敷办，于是百弊随起，决至亏欠，州县劳于督责，患及保任，监锢系累，终无偿纳。官司护惜课额，不为减价，则谁人复肯承买？今天下坊场，如此者十五六矣。故实封增价之所得，于败阙之所失，殆不相补也。盖财利可以通之而已，不可尽也，少捐分数，与民共之，则公私相济，其利长久。臣欲乞罢实封投状之法，应天下坊场，委逐路转运、提举司，将见今买名净利额数，与新法以前旧额相对比量，及地望紧慢，取酌中之数，立为永额。一用旧法召人，庶乎承扑者无破败之患，而官入之利，有常而无失也。
吏禄之法，天下吏人，旧制诸路及州县法各不同，有乡户差充者，有投名杂用者，入仕之后，既以案司之优重，迭相出入为酬折，又积累岁月，有出职之望，行之久远，人自以为便。比时有司见礼经有庶人在官之禄，遂假其说，资以掊民。殊不知三代已远，其事不可行于今日者多矣。夫庶人在官之禄，虽有其文，而其法与数不可见其详，乃凿空造端，燍敛民钱，给为吏禄，不重之则不足以募，不轻之则不足以给。今内外之吏，除重法人外，其它每月所给无几，于利固未足以有济，而官给所积，天下盖已不资，无故竭民财而为此，是诚何为哉！至于所谓重禄以行仓法，尤非义理。夫一钱以上以徒坐之，谓之严刑可也，遂以谓吏惧而不受财，则臣不敢知也。今主议者曰：「禁既严则吏必畏，故令下以来犯者少。」臣以谓非犯者少也，败者少也；非败者少也，正其罪者少也。网之密，则与者、取者藏声匿迹，亦将避之工也，故曰败者少也。一钱坐徒，谁则忍之？谁敢易之？故苟有败者，若稍涉疑晦，及自非有告人当赏，则官司往往迁就平反，释重入轻；若外路则虽使者亦或谕意州县，使之如此，亦人之情也，故曰正其罪者少也。借使犯者皆败，败者皆正其罪，固亦先王制刑之所无，而圣人所当矜恤也。吏受贿，于律自有刑名，而曲法者一疋以上至徒，则刑亦为不轻矣。今变先王之刑而重之，又多赋吏禄以买法之行，无谓也。臣愚欲乞除熙宁以前旧法有禄公人并依旧外，应新法所创及增给吏禄，并行减罢。臣愚诚不知忌讳，今衙前之役，则待之以坊场价钱；弓手等役，则均之以祖宗差法，吏禄非旧法所给，则皆罢去，应役人糜费私役之类，则禁之以熙宁新法。苟如是也，则所谓免役钱者，于是可以一切蠲除矣。或谓免役钱籍于常平，固非独以待募役也，县官他费，多有赖乎此，则未可以利害论也。臣以谓役钱领于司农，非有特敕，未尝以给常费，今罢去无损于国用。况祖宗以来，至于役法未改、役钱未敛此百余年间【一二】，不知何以为国也，亦曰用之有节，取之有道矣。
今天下百姓，疲筋骨、忍饥寒、冒鞭笞，终岁急急为公家纳钱尔。不幸连年有灾荒之变，实恐穷苦之人，流亡转徙为沟中瘠；而强梁者赊死忍命，不得为陛下之良民矣。然则役钱乃生民性命，天下安危之所系，奈何以为不刊之令哉！古者藏富于民，诚令百姓赋税之外，有以自养，则其赢余乃国之外府，缓急取之而已。无事之时，坐困竭之，非计也。臣故以谓役钱宜一切罢之。役钱罢，则提举常平官司亦可罢去，以见存职事，付之转运司足矣。天下既减罢监司数十人，则州县稍得从容，上下省事，非小补也。虽然，此大法也，顾臣之言盖其略耳，至于法之纤悉，或参差抵牾，宜有画一之论。欲乞于两制臣僚，选差明于治体、达于民事者三两员，置局讲议，裁立条格，而三省执政官典领之，以待圣断施行。（新录载挚此疏于二月六日司马光所陈十害之后，鴜因降出施行方载也。按章奏录，其实以正月九日上，今附本日。）
殿中侍御史刘次庄言：「伏见熙宁以来变新役法，其意欲以均惠利民，盖富厚之家安享休佚，而贫民日入于困乏。欲乞指挥下诸路转运、提举官，合郡县之议，究心斟酌，裁画上闻。」
监察御史王岩叟言：
臣伏以免役之法，行之已久，深见其弊，当有以变而通之。臣谨以昨所治定州安喜一邑之弊陈于前，惟陛下采察幸甚！安喜户一万三千有余，而第四等之家乃踰五千，每家之产仅能直二十四缗而上，即以敷纳役钱，岁岁无穷，其出于至贫可见。当役法未行时，第四等才一千六百余户，由役钱额大，上户不能敷足，乃自第五等升三千四百余户入第四，复自第四等升七百余户入第三。自旧以来，等第之法，三年而一升降，须其家业进而后升之，民乃无怨。今下户之薄产，未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