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以为功？兵兴则朝廷多事，亦不得而安逸也。故凡献用兵之策者，欲生事以希宠，罔上而营私耳，岂国家之利哉？其修身曰：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夫欲家齐国治而天下化，莫若修身。修身之道，以正心诚意为本。其心正，则小大臣庶，罔敢不正。其意诚，则天地神明，皆可感动。不诚则民不信，不正则令不行。况人君一言一动，史官必书。若身有失德，不惟民受其害，载之史策，将为万代讥笑。故当夙兴夜寐，以自修为念。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，虽小善不可不行，虽小恶不可不去。然人君进德修业，实系乎左右前后。夫习与正人居，不能无正，犹生长于齐，不能不齐言也。习与不正人居，不能无不正，犹生长于楚，不能不楚言也。故曰：「仆臣正，厥后克正；仆臣谀，厥后自圣。」其讲学曰：王者继祖宗之业，居亿兆之上，礼乐征伐之所自出，四方万里之所视效。智足以穷天下之理，则谗说不能惑；德足以服天下之心，则政令无不行。自非隆儒亲学，何以臻兹？然天子之学，与凡庶不同。夫分文析字，考治章句，此世之儒者以希禄利，取科级耳！非人主之所当学也。人主之所当学者，观古圣人之所用心，论历代帝王所以兴亡治乱之迹，求立政之要，讲爱民利物之术，自然日就月将，德及天下。书曰：「王，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。」又曰：「念终始典于学，厥德修，罔觉。」故傅说之告高宗者，修德立事而已。至汉之晁错，以为人主不可不学术数。错之意，欲人主用机权巧谲，以参制髃下。而景帝用之，数年之间，汉罹七国之祸，而错受东市之诛。盖其所主者，不出于诚信而已。由是观之，择术不可不谨也。其任贤曰：
昔成王初聭政，召康公作卷阿之诗以戒之，言求贤用吉士。盖为治之要，在乎任贤使能。能者不必贤，故可使；贤者必有德，故可尊。小贤可任以长民，大贤可与之谋国。若夫言必顾国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觽人之心，夷险一节而终始可任者，非大贤则不能也。人君虽有好贤之心而贤人犹或难进者，盖君子志在于道，小人志在于利。志在于道，则不为苟合；志在于利，则惟求苟得。忠言正论，多咈于上意；而佞辞邪说，专媚于君心。故君子常难进，小人常易入，不可不察也。自古虽无道之君，莫不欲治而恶乱，然而治君少而乱国多者，其所谓忠者不忠，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书曰：「有言逆于汝心，必求诸道；有言逊于汝志，必求诸非道。」人主诚存此心以观臣下之情，则贤不肖可得而知矣。其纳谏曰：
昔书称成汤之德曰：「从谏弗咈」，「改过不吝」。汤，圣君也。不曰无过而曰改过者，言能舍己而从谏，则不害其为圣也。及纣为天子，强足以拒谏，智足以饰非。纣非无才智也，然身灭国亡而天下之恶皆归之者，言其愎谏自用，才智适足为害也。前代帝王无不以纳谏而兴，拒谏而亡，着在史册，一一可考。盖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贵则骄心易生，富则侈心易动，一日万机，则不能无失，固当开道而求谏，和颜而受之。其言可用，则用其言而显其身；言不可用，则恕其罪以来谏者。夫纳忠好谏之臣，初若逆耳可恶，然其意在于爱君而忧国；谄佞阿谀之士，始若顺意可喜，然其情止于媚上而徼宠。人君诚能察此，则事无过举，身享美名。故曰：「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」其薄敛曰：古人有言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」人君恭俭节用，取于民有制，则民力□裕，衣食滋殖，自然乐输租赋，以给公上。若暴征峻敛，侵夺民利，物力已屈，而驱以刑辟，势必流转沟壑，散为盗贼。为人上者，将何利于此哉？故善言治道者，尤恶聚敛之臣。曰：「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」前代帝王或耽于声色，或盘于游畋，或好治宫室，或快心攻战，于是小人乘间而肆其邪谋，为之敛财以佐其横费。世主不悟，以为有利于国，而不知其终为害也。赏其纳忠于君，而不知其大不忠也；嘉其以身当怨，而不知其怨归于上也。昔鹿台之财，巨桥之粟，商纣聚之以丧国，周武散之以得民。由是观之，人主之所当务者，仁义而已，何必曰利！其省刑曰：夫临下以简，御觽以□，百王不易之道也。昔汉高祖去秦苛暴，约法三章，以顺民心，遂定王业。孝文循之以清静，而几致刑措。然则为治之要，果在于省刑，而不在于烦刑也。况人主之于刑狱，其势不能亲临，则必委之于臣下。故峻推鞫，则权在于狱吏；广侦伺，则权在于小人；肆刑戮，则权在于强臣；通请谒，则权在于近习。自古奸臣将欲诛锄善人【一七】，自专威柄，必数起大狱，以摇人心。何则？狱犴之间，其情难知，锻炼周内，一系于吏。及夫奏成狱具，则虽有冤抑，人主何从而察哉？然则欲奸雄不得肆其威，善良有以安其性，莫若省刑而已。自三代以还，有天下者数十姓，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，中原无事，不见兵革。稽其德政所以特异前世者，直以诛戮之刑，内不施于骨肉，外不及于士大夫，至于下民之罪，一决于廷尉之平，而上自天子，下至于有司，不复措意轻重于其间。故能以好生之德，感召和气，而致无穷之福。祖宗所以消恶运、遏乱原者，呜呼，远哉！虽甚盛德，无以加矣！其去奢曰：昔夏禹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，而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