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转运判官傅燮雇提点刑狱许彦先家出婢林，告彦先曾受市易官吏之物，事状不明，林见禁洪州。」诏释之。
先是，侍御史周尹言：「窃闻傅燮称婢林言许彦先赴任至梧州，有人遗金三十两，乃监邕州金坑邓辟子也。后下江西转运司究实，逾年未竟。今闻因傅燮丁忧，所司庇彦先，以故迟滞；且彦先为一路监司，而有受金之罪，既蒙贪污，何以律人。况傅燮在临江军持服，彦先任广东，乞下江西转运司根治，及权停彦先职，令专应对，免致出入，以戒贪吏。」遂下劾实，而之纯乃有是奏，故寝之。八年七月三日、十月二十八日，可考。
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蔡确言：「畿内近行什伍保任之法，赋以国马，而免其岁所输草，又赐之钱布。臣比以扑蝗询逮村趰，皆以畜马之费省于输纳刍秆之用，虽不给钱布，而愿为官牧养者，凡七十二户。度其余县，愿者必觽。臣请增畿内保户马至六千匹，人免其岁刍二百五十束，罢钱布之赐，不耗县官而可充武备。」于是下礼房立法，礼房言：「如确所奏，则岁计官自蓄牧之费省十六万三千缗，支钱布之费省四万二千缗。」从之。后诏所养马，毋过五千匹。十一月三日。
又诏府界将下马军给马减一分。先是，郭逵次邕州，遣别将曲珍讨右江下雷诸峒降之。又遣知邕州陶弼集左江诸峒蛮，悉会于军，遂次思明州。此据郭逵新旧传及墓志，传云十月次邕州，而墓志次邕州不举其月。按赵□墓志云，留思明州七旬乃发，其发思明州即十二月十一日举兵出界。必若如逵新旧传果以十月次邕州，则赵□墓志所言留思明州七旬必误。或十月初到邕州即行，又恐军行无此理。然逵六月十六日发潭州，潭州距桂州十四程，其到桂州当在七月上旬；桂州距邕州亦十四程，若果以十月到邕州，则在桂州甚久。又九月二十三日诏云非久出界，若未到邕州，不应便有出界语。或「十月」字误，当在八月末或九月初发桂州，其到邕州亦当在九月末或九月半，其到思明州必十月初也。不然，「七旬」字必误。今于十月，但云先是郭逵次邕州云云，遂次思明州，更须详考之。
是月，判大名府文彦博言：
臣勘会自去年秋于卫州界王供埽次下开旧沙河取黄河行运，欲通江、淮舟楫，彻于河北极边。自今年春开口放水，后来涨落不定，所行舟楫，多是轻载，官船木□，其数至少。濒河官吏至于觽人，无不知其有害无利，枉费工料极多。臣勘会所开运河在臣部内，兼御河穿北京城中过，始初犹未审知，开具子细。今即目睹利害，所系甚大。苟雷同缄默，年岁间必须破坏却御河久来行运，致公私受弊，乃是臣坐观而不言之罪。臣按御河上源，止是百门泉水，其势壮猛，相次至卫州以下，可胜三四百斛之舟，四时行运，未尝阻滞，公私为利。其河道大小一如蔡河之类，其堤防不至高厚，亦无水患。今来取黄河水入御河，大即吞纳不得，必至决溢；小则缓漫浅涩，必淤淀却河道。凡上下千余里，必难岁岁开淘，此必然之理。据本府通判并诸县申，检视到御河因透入黄河水淤淀处甚多。
今年初冬，已见淤淀却河道，阻滞舟船处甚多。若谓通江、淮之运，即益见其有害无利，自江、浙、淮、汴入黄河，顺流而下，又合于御河，计每岁所运江、淮之物，必不能过一百万斛。臣勘会前年自汴入黄河，运粳米二十二万五百余石，至北京下卸，据押茶纲供奉范九嚱九月一日到运河口，为浅涩无水住滞数日，遂只于黄河顺流下至北京马陵渡般卸茶入城，水路快便，早得了当。止用钱四千五百四十余贯，和雇车乘般至城中，临御河仓贮纳。若般一百万斛至北京，只计陆龏钱一万五六千贯。若却要于御河装船，般赴沿边，无所不可，用力不多，所费极少。臣勘会得所开运河口并置闸，自去秋至今年四月终，已役过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余工，五月后至冬闭口所用人工不在此数。自今年正月后至九月终，已使过物料一百二十余万，钱粮计七万七千余贯石，十月后至闭口所费物料不在此数。又特置河清兵士六百人，每岁衣粮约用二万七八千贯、石、匹、两。所置河清六百人，乃云诸埽各取七人，可充六百之数，诸埽即未销添填，此乃欺诞之语。如七人是诸埽额外剩数，即便合省罢，减得岁费衣粮，诸埽既是关人，相次便须添填。其六百人终是创增请受，只要时下欺诉。又称费用物料，全类汴口，每岁所要梢草、椿橛、竹索，就小计之，合用百余万数。假使黄河入御河无决溢浅淤之患，每年般得及一百万石，其费与顺河而下至北京，止费龏钱一万五六千贯般至御河，其利害明白可见。
臣又勘会去年冬，都水外监丞更擘画于北京黄河新堤第四埽第五铺开置水口，放水入御河，以通行运，此策尤为乖簄。其所欲置口处，乃是熙宁四年秋黄河下御河之处，是时朝廷选差近臣，并判都水监官督役修塞，所费不赀，仅能闭塞。大名、恩、冀之人，被害尤甚，以至回移人使驿亭道路，讫今疮痏未平。今又建言，欲于其处开口导黄河水入御河，都水监差官计会转运司并大名两通判，同诣第四埽相视，觽皆知其不可，然不敢斥言其害，恐忤建谋之官，止作迁延之计，回报水监云：俟修御河堤防完固，方议开置河口。况从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