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自以为忠。及乎近臣集议，礼官讨论，迁延经时，大议不决。而又□大□牛□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缪迹，以饰奸言，拒塞正论，挟邪罔上，心实不忠。为臣如此，岂可以参国论哉？琦庇恶遂非，沮抑公议。公亮及燍，依违其间，曾不辨正，亦非大臣辅弼之体。伏望圣慈奋然独断，将臣等前后章疏，付外施行，庶分邪正，以服天下。」
诲等论列不已，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辨于上曰：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，两制、礼官请称皇伯。中书之议，以为事体至大，理宜审慎，必合典故，方可施行。而皇伯之称，考于经史，皆无所据。方欲下三省百官，博访髃议，以求其当。陛下屈意，手诏中罢。而众论纷然，至今不已。臣以为众论虽多，其说不过有三：其一曰宜称皇伯，是无稽之臆说也；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，是厚诬天人之言也；其三曰不当用汉宣、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，是不原本末之论也。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。
谨按仪礼丧服记曰：「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【九】。」报者，齐衰，期也【一○】，谓之降服。以明服可降，父母之名不可改也。又按开元开宝礼、国朝五服年月、丧服令，皆云：「为人后者【一一】，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」，盖以恩莫重于所生，故父母之名不可改，义莫重于所继，故宁抑而降其服。此圣人所制之礼，着于六经，以为万世法者，是中书之议所据依也。若所谓称皇伯者，考于六经无之，方今国朝见行典礼及律令皆无之，自三代之后，秦、汉以来，诸帝由藩邸入继大统者，亦皆无之，可谓无稽之臆说矣。夫仪礼，圣人六经之文，开元礼者，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礼，开宝通礼者，圣宋百年所用之礼，五服年月及丧服令，亦皆祖宗累朝所定，方今天下共行之制。今议者皆弃而不用，直欲自用其无稽之臆说，此所以不可施行也。
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，臣伏以上天降灾，皆主人事【一二】，故自古圣王【一三】，逢灾恐惧，多求阙政而修之，或自知过失而改悔之，庶几以塞天谴。然皆须人事已着于下，则天谴乃形于上。今濮王之议，本因两制、礼官违经弃礼，用其无根之臆说，欲定皇伯之称。中书疑其未可施行，方考古今典礼，虽有明据，亦未敢自信而自专，更下外廷博议，而陛下遽诏中罢，欲使有司徐求典礼。是则臣下审重如此，人君谦让如此，君臣不敢轻议妄举，而天遽谴怒杀害人物，此臣所谓厚诬天也。议犹未决，仍罢不议，而便谓两统二父以致天灾者，厚诬人也。
其三引汉宣、哀之事者，臣按汉书，宣帝父曰悼皇考，初称亲，谥悼，置奉邑、寝园而已。其后改皇考【一四】，而立庙京师。皇考者，亲之异名尔，皆子称其父之名也。汉儒初不以为非也。自元帝以后，贡禹、韦玄成等始建毁庙之议，数十年间，毁立不一。至哀帝时，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议云：「亲谥曰悼，裁置奉邑，皆应经义。」是不非宣帝称史皇孙为亲也。所为应经义者，即仪礼云「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」是也。惟其立庙京师，乱汉祖宗昭穆，故晏等以为两统二父非礼，宜毁。定陶共王初但号共皇，立庙本国，师丹亦无所议，至其后立庙京师，欲去定陶，不系以国，有进干汉统之渐，遂大非之。故师丹议云：「定陶共皇谥号已前定，议不复改。」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尔。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，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，此臣所谓不原本末也。中书之议，本谓称皇伯无稽，而礼经有不改父母之义也，名号犹未定，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，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立庙京师之事，厚诬朝廷，以为干乱大统，何其过论也。夫去国号而立庙京帅，以乱祖宗昭穆，此诚可非之事。若果为此议，宜乎指臣等为奸邪之臣，而人主有过举之失矣。其如陛下之意未尝及此，而中书亦初无此议，而言者不原本末，引汉世可非之事以为说，而外庭之臣又未尝知朝廷本意何如，但见言事者云云【一五】，遂以为欲加非礼干乱统纪【一六】信为然也，是以众口一辞，纷不可止。言事者欲必遂皇伯无稽之说，牵引天灾，恐迫人主，而中书守经执礼之议，乃指以为奸邪之言。朝廷以言事之臣，理当优容，不欲与之争辨，而外庭髃论，又不可家至户晓，是非之理不辨，上下之情不通，此所以呶呶不止。
夫为人后者，既以所后为父矣，圣人又存其生父母者，非曲为之意也，盖自有天地以来，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，既有父而生，则不可讳其所生矣。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，是礼之所许，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？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立人之子以为后也，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而生，盖不欺天，不诬人也。故为人后者，承其宗之重，任其子之事，而不复归于本宗，其所生父母，亦不得往与其事。至于丧服，降而抑之，可以义断。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，理不可易也，易之，诬天而诬人矣。子为父母服，谓之正服。出为人后者，为本生父母齐衰期【一七】，谓之降服。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，谓之义服。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【一八】，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，反为小功，而濮安懿王夫人，是本生嫡母也，反为义服。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，于礼虽降，犹为大功。是礼之齐衰期，今反为小功，礼之正服，今反为义服，于本生父止服小功，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