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同部重文一条，至晚对四张馀。按许书重文有二义：一可得同中见异之义，如茑之重文樢，则以茑系草本故从草，寄生于木，故又从木。遬之重文遬，则遬为行疾，警为言疾也。一可得古合今分之音，如逶之重文伪，知委从未声，在歌韵，为字亦在歌韵也。迁之重文栖，知西字古读在先韵也。此类甚多，细看极有益。灯下抄陶诗十馀首。
十六日早阴雨。接少甫信，看《明史》一卷。校《释例》四页，鱼豕之多，上方几满。
此书系照四川本写，原书板式极精，而中多误字（篆字尤佳，而笔画亦多不合）。余所有系山东刻本，字体颇恶，然讹误不多，非此次之两相核对，不知其善也。傍晚雨，至园中小立，一片清声，千林爽气，何止扑去俗尘数斗。灯下抄陶诗数首。
十七日阴，微雨。看《明史》一卷半。写字时悟信本笔意均从魏碑化出。又《曾文正公日记》云，褚书取横势，欧书取直势。细玩良然。校《释例》四页。灯下抄陶诗十馀首。
光绪十三年丁亥十八日晨起偕大兄至青果巷拜翁寅臣妹倩并送行，少坐，复至叔畲叔祖处，值其亦校《说文释例》，因助考订数字。在彼午饭，借张皋文先生手批《文选》一套而归。寅臣复来答拜。客去，校《释例》五页。或体不特取叠韵，亦有取双声者，如頻之或体鯧，撇之或体繫，皆同声，由此类推，可兼尽假借之法。灯下抄陶诗数首。
十九日晴。剃头。看《释例》卷五，有一段云：“《说文》：‘劈，治也。’引《周书》：‘我之不劈。’窃谓许君所言乃《尚书》正解也。劈，治也，推究流言所自起而治其罪也。
若云避位，则不应居东。《诗》‘驾言徂东’，《毛传》：‘东，洛邑也。’则周公居东，亦是洛邑。既居陪京，何言避位？且果系避位，则流言自东来，公反居东，并无尺柄以当馁虎之蹊，亦不智矣。业已避位，则王疑当释，何待风雷之警乎？‘罪人斯得’，斯者迟之也。以公之
智而须二年乃得，公之仁也，其事彰著而后云得也。此正嬖治之明验矣。故以居东为东征者误，罪人未得，无可征也。以为避位尤误。周公乃为流言所撼，忍置王室于不问，此后世不足者避嫌之伎俩耳。”余按此说甚确。《史记•鲁世家》周公曰：我之所以弗避而摄行政者，恐天下畔周，无以见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。与此说略同，盖西汉古文师说也。又按《金縢》一篇，众说纷纭，迄无定论。愚意孝昭十四能辨燕旦之诬，成王一代圣君，岂明智不及孝昭乎？况霍光疏远之臣，周公亲则叔父，德为圣人，宜为王所亲信，孝昭不疑霍光而谓成王疑周公，无是理也。窃谓管蔡流言，周公以武王新崩，嗣王年幼，己身实系天下安危，若避嫌而去，恐奸计遂行，天下离畔，无以对三王在天之灵，故仍留辅成王摄行政事。成王亦知流言为诬，专任周公而不疑。管叔间无所施，遂挟武庚以畔。周公奉王命东征，勤劳二年，罪人斯得。
观于《大诰》，一则曰“王若曰”，再则曰“王若曰”，其为奉命出师无疑。迨三监既夷，周公恐王狃于太平，渐耽安逸，故作《鸱鸮》之诗。其词危，其情迫，冀以警动成王（《无逸》篇亦当作于此时）。而王以天下既平，公诗忧危过切，意谓过虑，心不以为然，亦未敢诮公者。“诮”当作“信”，《说文》：信，古文作“計”，与“诮”字省文相同，以形近而误。未敢信公者，未敢信公言为必然也。至“秋大熟”以下，西汉今古文说皆指为周公既没，成王葬公之事阙如，孙氏《尚书注疏》断此下为《亳姑》之逸文，传者以有“金縢”字样与前相同，乃并合为一篇，亦无不可。“王亦未敢诮公”以上，祷疾讨乱正文已毕，此下殆史因周公之事而并及见终。此篇盖统言生平，犹后世世家之体，其他《大诰》、《多方》等乃分事详言之耳。何以见其然也？国君十二而冠，王亦宜然。弁乃冠者之服，当武王崩时，成王年方十岁，次年救乱，又次年克殷（见《尚书大传•洛诰》，成王年才十二耳。若如马、郑诸家之说，因天变而迎公，迎公而后讨叛，则此一节尚在克殷之前，王年十一，其时未冠，安得爵弁以临事乎？况询史注书，亦非幼冲所解。《汉书》梅福传及儒林传皆云，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，而皇天动威，雷风著天。王充《论衡•感类篇》亦云，王狐疑于葬周公之间，天火雷雨动怒示变，以彰圣功。又曰开匱得书，觉悟泣过，决以天子礼葬公，出郊观变，天乃雨，反风，禾尽起。《史记•鲁世家》、《后汉书•周举传》、《汉纪》张奂疏、《白虎通•丧葬篇》、蔡邕《琴操》，虽有小异，而其旨皆同。此必师师相传之说，《金縢》后半篇之确解也。
亲迎者，“亲”当作“新”（《大学》“在新民”亦作“在亲民”），“迎”读平声，自新其意以上迎天意也。后人泥“亲迎”之语，谓成王亲迎周公。无论周公既在洛邑，道里辽远，非可朝发而夕至，诗之所咏，史之所书，皆无车驾徂东之事；即下文“国家礼亦宜之”之“礼”
字，亦无着落矣。鄙意如此，附录之，以俟通经之君子焉。又按《史记》“王亦未敢诮公”，“诮”作“训”，恐亦是“計”字之误。即作“训”字，训，顺也。王未能顺公之意，说亦可通。校《释例》七页。灯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