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下事体已正，王当专心孝道，均养三宫而已，他勿有所预也。”
是日，彗行至张而没。彗之未没也，言者多以为忧。或告韩琦，琦曰：“借使复有一星出，欲何为乎？”
御史刘庠言：“礼：居丧不饮酒食肉。仁宗之丧，百官及诸军朝晡皆给酒肉，京师羊为之竭，请给百官素食。”礼官以为然，执政不从。
乙丑，命知制诰宋敏求看详减省银台司文字，都官员外郎王庭筠，太常博士、集贤校理刘瑾，殿中丞宋温其，著作佐郎钱长卿、曾布，前河西县令杜纯，并为编敕删定官。庭筠尝奏疏称颂王安石所定谋杀刑名，而温其素为王安石检法，赞成其事者也。
淮南转运使、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。景温雅善安石，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。吕公著之为中丞也，人谓是温必先举御史，及公著罢，乃有此除。先是，安石独对，问上曰：“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？”上曰：“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。”安石曰：“陛下遇群臣无术，数失事机，别置台谏官，恐但如今日措置，亦不能免其纷纷也。”于是专用景温。
陈襄虽论常平新法，而辞婉，故除官独优。
诏馆阁校勘刘与外任。初考试开封，与王介争言，为台谏所劾，既赎铜，又罢考功及鼓院。至是求外任，王安石因之并逐。
司马光读《资治通鉴》张释之论啬夫利口，光曰：“孔子曰：‘恶利口之覆邦家者。’利口何至覆邦家？盖其人能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以贤为不肖，以不肖为贤。人主苟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以贤为不肖，以不肖为贤，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。”时吕惠卿在坐，光所论专指惠卿也。
癸卯，上批：“近以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、权监察御史里行，知制诰李大临、苏颂累格诏命不下，乃妄引诏中丞荐举条，绝无义理，而颂于中书面乞明降特旨方敢命辞，洎朝廷行下，反又封还。轻侮诏命，翻覆若此，国法岂容！大临、颂可并以本官归班。”大临及颂时皆为工部郎中。
先是，宋敏求封还定辞头，诏送别官，而颂当命辞。颂言：“本朝旧制，进补台官，皆诏中丞、知杂与翰林学士于太常博士以上、中行员外郎以下，互举曾任通判者，其未历通判者，即须特旨方许荐为里行，倘非其人，或至连坐，所以重台阁之选也。去岁诏旨，专令中丞举官，虽不限资品，犹以京秩荐授。缘已有前诏，故人无间言。今定自支郡幕职官入居朝廷纠绳之任，超越资序，近岁未有。议者或曰：唐世多自诸侯幕府入登台省。臣谓不然。在唐方镇盛时，有奏辟郎官、御史以充幕府者，由此幕府增重。祖宗深鉴此弊，一切厘改，州郡僚佐皆从朝廷补授，大臣出镇，或许辟官，亦皆随资注拟，满岁迁秩，并循铨格，非复如唐世之比。而今之三院，事任又重于昔时。况定官未终，更非时召对，不由铨考，擢授朝列，不缘御史之荐，直置宪台，虽朝廷急于用才，度越常格，然隳紊法制，必致人言。其除官制，未敢具草。”诏再送舍人院，次至大监，大监亦封还。乃诏颂依前降指挥撰辞。颂又言：“祖宗之朝，或有起孤远而登显要者。盖天下初定，士或弃草莱而不用，故不得不广搜扬之路。自真宗、仁宗以来，虽幽人异行，亦不至超越资品。盖承平之代，事有纪律，故不得不循用选授之法。今朝廷清明，俊并用，进任台阁，动有成规，而定以远州幕官，非有积累之资，明白之效，偶因召对，一言称旨，即授御史，他日或有非常之人，又过于此，奏对称旨，则复以何官处之？浸渐不已，诚恐高官要秩或可以歧路而致。谨案《六典》，中书舍人之职，凡诏旨制敕，皆案典故而起草；制敕既行，有误则奏而正之。故前后舍人论列差除，用典故而蒙更正者非一。今三院御史须中丞、学士荐举朝臣，乃典故也。或不应此，其敢无言？去岁以京官除授，所以无言者，以前有诏令故也。今若先立定制，许于幕职官中选擢三院，则臣等复有何言而敢违拒？朝廷以定才实非常，则当特与改官，别授职任，随资超用，无所不可，不必弃越近制，处之宪纲也。若臣上惧严诛，颜起草，诚虑门下封驳；纵门下不举，则言事之臣必须重有论列；或定畏议，固执不敢祗受。是臣一废职事，而致议论互起，烦渎圣听，则臣之罪戾，死有余责。”
上曰：“里行本不计官资，故令于御史里行，欲令止以判官出敕为之。”众以为不可。安石曰：“已令改官，于义有何不可，而乃封还辞头？若遂从之，即陛下威福为私议所夺，失人君之道矣。”既而，安石进呈举御史新条，并录初立条时奏对语白上，曰：“胡宗愈以此为臣私意，盖不知陛下立此法时德音故也。”上曰：“李定诰须令草之。”安石曰：“陛下特旨，虽妨前条，亦当施行也。”曾公亮曰：“特旨固不当以条限，但不知定何如人，恐非常人乃当不用常法耳。”于是上批：“检会去年七月六日诏，今后台官有阙，委御史中丞奏举，不拘官职高下，令兼权。如听举非其人，令言事官觉察闻奏。自后别无续降条贯。”
颂、大临等又言：“臣等看详，从前台官须得于太常博士以上、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，后来为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