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害尤烈于无防也。此治水者之知经而不知权也。知权者，必察其地势之高下，水力之大小，或不与水争地而疏通之，或别开沟渠河道而引导之，随时立制，因地制宜，无拘拘一定成见，此之谓知所以用理也。窃谓用理得其正为权，不得其正为术。若张文襄之所谓权，是乃术也，非权也。何言之？夫理之用谓之德，势之用谓之力。忠信笃敬，德也，此中国之所长也；大舰巨炮，力也，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。当甲申一股，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，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，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。而不知忠信笃敬，乃无形之物也；大舰巨炮，乃有形之物也。以无形之物，攻有形之物，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，有是理乎？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。甲申以后，文襄有鉴于此，遂欲舍理而言势。然舍理而言势，则入于小人之道，文襄又患之。于是，踌躇满志，而得一两全之策，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，为人则舍势而言理。故有公利私利之说。吾故曰：文襄不知权。文襄之所谓权者，乃术也，非权也。
○廉吏不可为
有客问余曰：「张文襄学之不化，于何处见之？」曰：「文襄自甲申后，亟力为国图富强。及其身殁后，债累累不能偿，一家八十余口，几无以为生。《大学》曰：『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』又曰：『其本乱而末治者，否矣。』身本也，国末也。一国之人之身皆穷而国能富者，未之有也。中国今日不图富强则已，中国欲图富强，则必用袁世凯辈。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，必先谋富其身。此所谓以身作则。《传》曰：『尧舜帅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纣帅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』文襄帅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，天下几成饿殍。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，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。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。昔阳虎有言：『为富不仁，为仁不富。』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，又欲务财用，图富强，此其见识之不化，又不如阳虎。」
○爱国歌
壬寅年，张文襄督鄂时，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，各衙署悬灯结彩，铺张扬厉，费资巨万。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，并招致军界、学界，奏西乐，唱新编爱国歌。余时在座陪宴，谓学堂监督梁某曰：「满街都是唱爱国歌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。」梁某曰：「君胡不试编之？」余略一伫思，曰：「余已得佳句四句，君愿闻之否？」曰：「愿闻。」余曰：「天子万年，百姓花钱；万寿无疆，百姓遭殃。」座客哗然。
○半部《论语》
孔子曰：「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」朱子解「敬事而信」曰：「敬其事而信于民。」余谓「信」当作有恒解，如唐诗「早知潮有信，嫁与弄潮儿。」犹忆昔年徐致祥劾张文襄折内，有参其起居无节一款，后经李翰章覆奏曰：「张之洞治簿书至深夜，间有是事。然誉之者曰夙夜在公，非之者曰起居无节。」按：夙夜在公则敬事也，起居无节则无信也。敬事如无信，则百事俱废，徒劳而无功。西人治国，行政所以能百事具举者，盖仅得《论语》「敬事而信」一语。昔宋赵普谓：「半部《论语》可治天下。」余谓：此半章《论语》亦可以振兴中国。今日中国官场上下果能敬事而信，则州县官不致于三百六十日中，有三百日皆在官厅上过日子矣。又忆刘忠诚薨，张文襄调署两江。当时因节省经费，令在署幕僚，皆自备伙食。幕属苦之，有怨言。适是年会试题为《道千乘之国》一章，余因戏谓同僚曰：「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，节用而不爱人，使民无时。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，余谓我大帅学问，即一章《论语》，亦仅通得一半耳。」闻者莫不捧腹。
○理财
昔年沪上报章纷传，盛杏荪宫保补授度支部侍郎，余往贺。及见，始知事出子虚。坐谈间，余谓宫保曰：「今日度支部为财政关键，除宫保外，尚有何人胜任愉快？」宫保欿然自抑曰：「理财我不如张宫保。」余曰：「不然，张宫保不如宫保。」宫保曰：「于何见之？」余曰：「张宫保属更至今犹是劳人草草，拮据不遑；而宫保僚属，即一小翻译，亦皆身拥厚赀，富雄一方。是以见张宫保之不如宫保多多。」宫保闻之，一笑而解。
○王顾左右而言他
辜鸿铭部郎云：「昔年余至上海谒盛杏荪宫保，宫保闻余《中庸》译英文一书刊成，见索，谓余曰：『《中庸》书，乃是有大经济之书，乞君检送一本，为子辈读。』余对曰：『《中庸》一部要旨，宫保谓当在何句？』宫保曰：『君意云何？』余曰：『贱货贵德。」宫保乃顾左右而言他。」云云。
○官官商商
曾文正《覆刘印渠制军书》云：「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，后之君了，例避理财之名，以不言有无、不言多寡为高。」实则补救时艰，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。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，不应置理财于不讲，良为通论。余谓财固不可不理，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，非理财也，乃争财也。驯至言理财数十年，其得财者，惟洋场之买办，与劝业会之阔绅。昔孔了曰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，则须添二句曰：「官官，商商。」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，商而劣则官，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。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