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弊必至于践迹。故子张问善人之道，子曰：「不践迹。」此孔子对症下药也。盖学圣人之道而践迹，即欲求为善人而不可得，况圣人乎？后有荀卿，亦学为圣人之道者。其学终至于大醇而小疵，盖亦因务外自高所致。东坡论荀卿曰：「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，自许太过。」是亦自高之一证也。今日张文襄亦出自当日清流党，夙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。而其门下康梁一出，几欲使我中国数千年来声明文物，一旦扫地净尽。东坡谓荀卿明王道、述礼乐，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。噫！学为圣人之道不化，而至践迹，其祸之烈，一至于斯。然其致病之原，乃由务外自高所致。禹对舜之言曰：「无若丹朱傲。」傅说之对高宗曰：「惟学务逊志时敏厥修乃来，傲与逊之间。」此圣学纯粹与不纯粹之所由判也。
○务外
荀子《儒效篇》云：「我欲贱而贵，愚而智，贫而富，可乎？曰：其唯学乎！」「向也，混然涂之人也，俄而并乎尧禹，岂不贱而贵矣哉？向也，效门室之辨，混然曾不能决也，俄而原仁义、分是非，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，岂不愚而智矣哉？向也，胥靡之人，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，岂不贫而富矣哉？」按：荀子劝学不可谓不勤，然犹不免歆学者以功利。荀子讥墨之言曰：「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。」余谓荀子亦蔽于用而不知学。何谓学？曰：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夫明道者，明理也。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。此君子所以有事于学焉。当此求理之时，吾心只知有理，虽尧禹之功不暇计，况荣辱、贫富、贵贱乎？盖凡事无所为而为则诚，有所为而为则不诚，不诚则伪矣。为学而不诚，焉得有学？此荀子之学所以不纯粹也。犹忆昔年张文襄赀遣鄂省学生出洋留学。濒行，诸生来谒。文襄临别赠言慰之，曰：「生等到西洋，宜努力求学，将来学成归国，代国家效力，带红顶，作大官，可操券而获。生等其勉之！」云云。此与荀子《儒效篇》勉励学者语，又奚以异？余谓文襄之学本乎荀子者，盖为其务外自高，故未脱于功利之念也。昔孔子有言：「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」知此，则可以言学。
○生子
袁简斋言，昔方望溪先生有弟子某，年逾商瞿，戚戚然以无子为虑。先生曰：「汝能学禽兽，则有子矣。」先生素方严，忽作谩语。其人愕然问故，先生曰：「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，此处有人欲而无天理。今人年过四十，便有为祖宗绵血气意，将天理搀入人欲中，不特欲心不炽，难以成胎，而且以人夺天，遂为造物所忌。子不见牛羊犬豕乎？其交也如养由基之射，一发一中，百发百中，是何故哉？盖禽兽无生子之心，为阴阳之鼓荡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，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。」余谓此无关乎天理人欲也，斯即《中庸》所谓「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：其为物不贰，不贰则诚，诚则有功」。吾人当求学之时，不可存有国家之念。犹如人欲生子，不可存有祖宗之心。董仲舒曰：「正其谊，不谋其利；明其道，不计其功。」余曰：「正其谊，不谋其利，则可以生子；明其道，不计其功，则可以得真学问。」
○为人
《牡丹亭》曲本有艳句云：「一生儿爱好是天然」。此原本于《大学》「如好好色」之意。余谓：今日人心之失真，即于冶游、赌博、嗜欲等事，亦可见一斑。孔子曰：「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」余曰：「古之嫖者为己，今之嫖者为人。」
○公利私利
余随张文襄幕最久，每与论事，辄不能见听。一日，晤幕僚汪某，谓余曰：「君言皆从是非上着论，故不能耸听。香帅为人，是知利害不知是非。君欲其动听，必从利害上讲，始能入。」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，文襄大怒，立召余入，谓余曰：「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？如谓余知利害，试问余今日有偌大家事否？所谓利者安在？我所讲究者乃公利，并非私利。私利不可讲，而公利不可不讲。」余对曰：「当日孔子罕言利，然则孔子亦讲私利乎？」文襄又多方辩难，执定公利私利之分，谓公利断不可不讲。末后余曰：「《大学》言：『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』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，岂非亦系言公利乎？」于是文襄默然让茶，即退出。今日余闻文襄作古后，竟至囊橐萧然，无以为子孙后辈计，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，为之怆然者累日。
○权
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：「某也知经而不知权。」余谓文襄实不知所谓权者。盖凡所以运行天地间之物，惟理与势耳。《易传》曰：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」道者，理之全体也；器者，势之总名也。小人重势不重理，君子重理不重势。小人重势，故常以势灭理；君子重理，而能以理制势。欲以理制势，要必知所以用理。权也者，知所以用理之谓也。孔子曰：「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；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」所谓可与适道者，明理也；可与立者，明理之全体而有以自信也；可与权者，知所以用理也。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，知所以用理之为难。权之为义，大矣哉！譬如治水，知土能克水，此理也。然但执此理以治水患，则必徒为堵御之防。如此，水愈积愈不可防，一旦决堤而溢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