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忠，犹如汉贾生之不满意于绛侯辈。夫绛侯辈固俗吏也，贾生固经学儒生也，然当时若文帝竟能弃其旧而谋其新，命贾生握兵符为大将，果能系单于之颈而不为张佩纶马江之败衄者几希望。至入赘相府一节，此犹见合肥相国雅量，尚能爱才，若汉之绛侯、陈平辈，试问肯招贾生入赘为婿耶？
○五霸罪人
庚子拳匪肇衅，两宫巡狩西安。李文忠电奏有曰：「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。」当时，有人将此语传入张文襄。文襄大怒曰：「我是书生，他是老奸巨滑。」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，往往痛加诋詈。余曰：「昔孟子有言：『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。今之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』」余谓今之李文忠，曾文正之罪人也。今之督抚，又李文忠之罪人也。
○清流党
或问余曰：「张文襄比曾文正，何如？」余曰：「张文襄，儒臣也；曾文正，大臣也，非儒臣也。三公论道，此儒臣事也；计天下之安危，论行政之得失，此大臣事也。国无大臣则无政，国无儒臣则无教。政之有无，关国家之兴亡；教之有无，关人类之存灭。且无教之政，终必至于无政也。当同、光间，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，非不满意李文忠，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。盖文忠所行方略，悉由文正手所规定。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，事事遵萧何约束耳。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？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。文忠步趋文正，更不知有所谓教者，故一切行政用人，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，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。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，大声疾呼，亟欲改弦更张，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。盖当时济济清流，犹似汉之贾长沙、董江都一流人物，尚知六经大旨，以维持名教为己任。是以文襄为京曹时，精神学术，无非注意于此。即初出膺封疆重任，其所措施，亦犹是欲行此志也。洎甲申马江一败，无下大局一变，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，其意以为非效西法、图富强，无以保中国；无以保中国，即无以保名教。虽然，文襄之效西法，非欧化也。文襄之图富强，志不在富强也。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，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。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。厥后文襄门下，如康有为辈，误会宗旨，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，遂倡言变法，行新政，卒酿成戊戌、庚子之祸。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，其子必且行劫，此张文襄《劝学篇》之所由作也。呜呼！文襄之作《劝学篇》又文襄之不得已也，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。韩子曰：「荀子大醇而小疵。」吾于文襄亦云然。
○孔子教
一日，余为西友延至其家宴会，华客唯余一人，故众西客推余居首座。及坐定，宴间谈及中西之教，主人问余曰：「孔子之教有何好处」君试言之。」余答曰：「顷间诸君推让，不肯居首座，此即是行孔子之教。若行今日所谓争竞之教，以优胜劣败为主，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，然后举箸，恐今日此餐，大家都不能到口。」座客粲然。《传》曰：「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。」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，君子之道也。世必有君子之道，然后人知相让。若世无君子之道，人不知相让，则饮食之间，狱讼兴焉；樽俎之地，戈矛生焉。余谓教之有无，关乎人类之存灭，盖以此也。
○新算学
辜鸿铭部郎云：「日本故相伊藤侯，甲午后解职来游中国。至武冒，适余所译《论语》英文告成付刊，即诗一部赠之。伊藤侯谓余曰：『闻君素精西学，尚不知孔子之教，能行于数千年前，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？』余答曰：『孔子教人之法，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。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，至如今二十世纪，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，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。』」云云。予闻此言，谓辜部郎曰：「君今尚不知目今二十世纪数学之改良乎？前数学谓三三如九，今则不然。我借洋款，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七；俟我还洋款，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十一。君尚不知此，无怪乎人谓君不识时务也。」
○孟子改良
陶靖节诗云：「诗书复何罪，一朝成灰尘。区区诸老翁，为事诚殷勤。」此言诗书自遭狂秦之火，至汉代真读书人始稍能伸眉吐气，然亦老矣。检收残编，亦多失其真。且当时守旧党如董仲舒辈，欲售其顽固之奸，恐亦不免改窜原文。近有客自游日本回，据云在日本曾见有未遭秦火之《孟子》原本，与我今所谓《孟子》七篇，多有不同。譬如首章，其原本云：「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：『叟，不远千里而来，仁义之说可得闻乎？』孟子对曰：『王何必仁义，亦有富强而已矣。』「云云。又如「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」一章，其原本云：「孟子道性恶，言必称洋人。」云云。
○践迹
子张问善人之道，子曰：「不践迹。」朱子解曰：「善人质美而未学。」又引程子言曰：「践迹，如言循途守辙。善人虽不必践旧迹，而自不为恶。」余窃以为「践迹」一解，盖谓行善事不出诸心，而徒行其外面之形迹，即宋儒所谓客气。如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有酒食先生馔」，此皆所谓践迹之孝也，故孔子不谓之孝。曾子论子张曰：「堂堂乎张也，难与并为仁矣。」朱子谓堂堂容貌之盛，言其务外自高。务外自高，而欲学为圣人之道，其学必不能化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