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源，大约仍以此为较有把握。但目前厘金，如江苏、广东、湖北、江西、湖南、四川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等省，水陆相通，商贾辐辏，厘数较旺，如能认真讲求，严核官绅之中饱，重惩胥役之偷漏，力杜不急之开销，而又于正用之中，加意撙节，事事核实，当可有盈无绌。是全在各省司事者设法层次勾考，如各州征解钱粮正杂之例，不容稍涉弊混，斯为得之。若舍此而别求之开煤挖矿，非不获利于一时，而地力一竭，无业之辈能聚而不能散，势必酿成事端。是欲筹饷以御外侮，转致内患丛生，外侮亦无从筹御，此则事之必当计较万全者也。惟厘金之为饷源，东南各省可恃，西北各省实有难行。然使各省能于赋税所入，勤加考覆，事事勾稽，而持之以节用，亦未始不可自裕。此全在因时审势，善为自谋，固不能以一格绳矣。
又所议用人、持久两条。查自古为国，得人者昌，用兵特其一事。现在筹办海防，任人最为吃紧。不得其人，则兵器与船皆成虚器。惟海疆之用兵，不惟与陆路异，即与长江水师亦异。故得人尤为最难。该王大臣所议令各直省大臣实举所知，公议会推，诚为慎重选举之计。况军兴以来，各省用兵日久，未必遂无所知，然所知多系陆路知兵与长江习战之员，以之移任海防，恐知识未能尽悉。万一迁地弗良，以陆路、长江之将材，而失于海疆之一蹶，亦为可惜。臣愚，以为人材以磨砺而出，但须质地朴勇，血心自负之士，任之以事，假之以权，责之以效，而又能正以率之，严以驭之，恩以结之，使之知威知感，自能鼓舞奋兴，可以致其死力，足为我用。如谓一举而即为可靠之材，恐亦未敢必也。
至练兵、制器、造船各事，该王大臣所议，以持久行之，而要于一心一力，诚为确论。凡事未有不持久而可期有成，亦未有不一心一力而可望集事者。臣等自愧庸愚，既不能为国家宣扬德威，至事机紧要，而又以泄沓从事，自顾何以为人。惟有于上应办各事自矢忠诚，次第兴办，以期事豫则立，稍得上纾宸廑。
抑臣更有请者。自来用兵之道，不外战守两端。然有战不如守，守不如战，或以守为战，以战为守者，此中机宜，尤当审决。古来哲人谋国，名将用兵，未有不于此兢兢者。今日筹办海防，原属先期图维，豫筹战守之方，而尚未有战守之事。然此日外洋之桀骜甚矣。我以通商之事，相与羁縻，彼亦图通商之利，暂为安息。近因各该国贸易亏折颇多，轮船在中国者亦渐不得利，狡焉思启，自在意中。臣愚，以为防事办定，将来如果有警，其要利于持守，而不利于轻战。夫所谓不利于轻战者，非怯敌也，诚以与外洋用兵，较之与内地用兵，机势迥别。其间毫厘千里，万不可忽。内地用兵，贼皆处我腹心之地，此扰彼窜，必能战而后贼可平，专言守则到处设防，转致任贼蹂躏，益形滋蔓，故战胜于守。若外洋用兵，则主客之形，劳逸之势，彼不如我；且彼远涉数万里之重洋，而与我争胜于一旦，其轮船所烧之煤，所裹之粮，所需之军火，皆难持久，其利务在速战。若使彼一战而胜，则我之沿海兵民，皆以为我之轮船不如彼之捷，枪炮不如彼之利，则气必馁，则势必散，而彼乃乘其散而入我内地，或以重利勾结奸民，为之前驱，或有汉奸乘机附合，分我兵力，则不必陆路稍有损挫，而海防固已全堕，大局亦不可不问。且不特此也，彼之所以与我构衅者，欲争我土地耳。彼处空虚无物之大洋，而争我财赋所出之土地，我若轻与之战，若幸而获胜，彼不过伤一、二船，于彼固未大损，若不幸而败，则彼得乘胜以据我土地，于我所失甚多。此间轻重，尤贵权衡。故海疆之事，能守即为能战。日后有警之时，我但能慎守沿海炮台，密防沿海城池险隘，而但以轮船与之掎角于近海之间，以为炮台城池险隘之防护，又以舢板艇船与之出没隐见于岛屿分错之内，以为轮船之声援，彼欲急战而我故延缓之，彼欲不战而我故牵致之，务使进不得战，退不得息，久之粮尽煤绝，势必自溃。迨其自溃，我乃乘其势而截击之，或尾追之，当可取胜。此所谓以守为战也。至于轮船以煤为命，近日各该国每羡中国产煤之区。臣细加访求，有云该国年来用煤过多，出煤渐少，势将垂涎中国之煤。臣故上年于山东博山、淄川、潍县出煤各属，已均明定条规，为先发制人之计，以防窥伺。如将来有事，中国之煤与粮，务令断其接济，亦为切要。兵法云，知已知彼，臣知识浅陋，岂能知兵，惟审机度势，实见海疆兵事，诚有战不如守、守即为战之机宜，决当慎重于未发之先，而不可以忽视者。可否请旨密饬廷臣，及沿海各省将军、督抚等，酌度臣言之得失，以为日后用兵之大计。不滕祷幸之至。
丁宝桢又奏
本年日本构衅，仰赖圣主福威远被，惧不敢逞，诚为幸事。查该国初有通商之议，臣曾函致曾国藩，以彼偪处东洋，距浙、闽甚近，疆梁负固，自昔已然，今忽请通商，拒之似难，许之则恐非我之利。乃不谓其互市未逾二年，遽思狡逞。然臣年来所私忧窃虑、寝食不安者，则尤在俄罗斯，而日本其次焉者也。盖外洋各国，与中国水路虽通，而陆不通，且均远在数万里外。日本洋面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