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神。”冥、孟，声相似，即元冥也。
王荆公之生也，有獾出于市，一道人首常戴花，时人目为戴花道人，来访其父曰：“此文字之祥，是儿当之，他日以文名天下。”因述其出处甚详，俟至执政，自当见之。荆公父书于册，自后休证不少差，荆公甚神之。洎拜两地，戒阍者，有戴花道人来，不问早暮即通。一日，道人果来，荆公见之，述父所记、渴见之意。道人曰：“自此益得君，谨无复仇。”荆公扣之，曰：“公前身，李王也，戒之。”遂辞去。出《戴花道人传》。
高宗即位之初，隆祐送小冠，谓曰：“此祖宗闲燕之所服也。”盖在国朝，帽而不巾，燕居虽披袄，亦帽，否则小冠。
宣政之间，人君始巾，在元祐间，独司马温公、伊川先生以孱弱恶风，始裁皂绸包首，当时只谓之温公帽、伊川帽，亦未有巾之名；至渡江方着紫衫，号为穿衫，尽巾，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。巾之制，有圆顶、方顶、砖顶、琴顶，秦伯阳又以砖顶服去顶内之重纱，谓之四边净，外又有面袋等，则近于怪矣。魏道弼参政欲复衫帽，竟不能行。
宣和以前，士大夫辈行相等，皆称字，虽通上官，亦不过呼，若大夫以上，只云运判大夫之类。秦忠献与人简尺，多云丈，世俗效之，虽贻晚进书，亦云丈，知州以上则称朝议，以下皆学士。秦薨，臣寮论列，未几，昔日之朝议进而为大中，学士进而为朝议。近年尤甚，知州而上，皆有大中通奉之称矣。
古尺牍之制，某顿首或再拜或启，唐人始更为状，末云：“谨奉状谢，不宣，谨状。”或云：“谨上状，不宣，谨状，月日某官姓名，状上某官。”《北梦琐言》云：“唐卢光启受知于租庸使张濬，濬出征并汾，卢为致书疏，凡一事，别为一幅，后不闻他人为之。唐末以来，礼书庆贺为启，一幅前不具衔，又一幅通时暄，一幅不审迩辰，颂祝加餐，此二幅每幅六行，共三幅。至宣政间，则启前具衔，为一封，又以上二幅六行者同为公启，别叠七幅为一封。秦忠献当国，有投以劄子者，其制，前去顿首再拜，而后加又谨具申呈月日，具官姓名，劄子多至十余幅，平交则去申字。庆元三年，严叠楮之禁，只用三幅云。”后又只许用一幅，殊为简便。
国初公状之制，前具官别行，叙事后云：“牒件状如前，谨状。”至宣和以后，始用今制，前具官别行，稍低，叙事讫，复别作一行稍高，云：“右谨具申闻，谨状。”
国朝印制，仍唐旧，诸王及中书门下印方二寸一分，枢密院宣徽三司、尚书省诸司印方二寸，惟尚书省印不涂金；节度使印方一寸九分，涂金，余印方一寸八分；观察使印亦涂金；又有朱记以给京城外处职司及军校等，其制：长一寸七分、广一寸六分。今之印记多不如制，军校印尚有存者，盖可考也。
绍兴初，尝获北方探事人云：虏用兵多用锐阵，一阵退，复一阵来，每一阵，重如一阵；重兵既多，即作圆阵以旋敌人，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，即下马步战；待其败走，上马追之。自用兵以来如此。
绍兴中，军旅之兴，急于用度，度牒之出无节；上户和籴所得，减价至二三十千。时有“无路不逢僧”之语，觉果了诸人，皆青出蓝者，每人会下不啻一二千人，徜徉江浙间，士夫富室巨家为之倾动，小民亦信向，佛法之盛，无出斯时。东坡云：“殆非浮屠氏之福者”，是也；果之南迁，亦坐此。后禁度牒，二十余年间，僧徒消烁殆尽，福建诸寺多用保甲看管。今度牒卖八百贯，人竞买之。守之以坚，真良法也。
古者，马以驾车。非朝臣正礼也。宣帝时，韦元成以列侯侍祠孝惠庙，晨入庙，天雨，淖，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，有司劾奏，等辈数人皆坐削爵。唐睿宗时，太子将释奠，有司草仪注，从臣皆乘马着衣冠。左庶子刘子元曰：“古大夫乘车，为马騑服；魏晋朝士驾牛车；李广北征，解鞍憩息；马援南代，据鞍顾盼；则鞍马行于军旅，戎服所便。江左尚书郎乘马，御史治之；颜延年罢官，骑马出入；世称放诞。”自唐以迄本朝，却以乘马朝服为礼，如入朝及谒庙，先乘车至门外，换马入宫门。若从驾，则宰执侍从官皆骑从，南郊祀上帝，则宰相骑导。以此言之，古以乘车为礼，骑为不恭，今人以骑为礼，乘车为不恭，古今异宜如此。
汉以丞相御史为两府，《杜延年传》，“与两府及两廷尉分章”，《赵充国传》，“两府白，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”是也。按本朝自改官制，以少师、少傅、少保革太尉司徒、司空；宣政间，改武官，又以太尉为武阶之长，为真两府，盖比参政、枢密也。自五代以来，尚书省为东府，枢密院为西府，自是参、枢亦云两府也，而太尉即呼为两府太尉云。
陆羽《茶经》云：“江左日近，方有蜡面之号，李氏别取乳作片，或号京挺的乳及骨子。”又云：“浙西湖州为上，常州次之，湖州出长城（今长兴）顾渚山中，常州出义兴（今宜兴）君山悬脚岭北岸下。”唐《重修茶舍记》：“贡茶御史大夫李栖筠典郡日，陆羽以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