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帝当配何祭。翰林学士王珪等奏：「唐代宗即位，用礼仪使杜鸿渐等议，季秋大飨明堂，以考肃宗配昊天上帝。德宗即位，亦以代宗配。王泾《郊祀录》注云，即《孝经》周公
严父之道。本朝祀仪，季秋大飨明堂，祀昊天上帝，以真宗配。今请以仁宗配，循用周公严父之道。」知制诰钱公辅议：「谨按三代之法，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。郊之祭，以始封之祖有圣人之功者配焉功：原作「德」，据《文献通考》卷七四改。；明堂之祭祭：原作「安」，据《文献通考》卷七四改。，以创业继体之君有圣人之德者配焉。故《孝经》曰：『昔者郊礼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。』又曰：『孝莫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。』以周公言之则严父也，以成王言之则严祖也。方是之时，政则周公，祭则成王，亦安在乎必严其父哉 《我将》之诗是也。后世失礼，不足考据，请一以周事言之。臣窃谓圣宋崛起，非有始封之祖也，则创业之君遂为太祖矣。太祖则周之后稷，配祭于郊者也；太宗则周之文王，配祭于明堂也。此二配者，至大至重，万世不迁之法也。真宗则周之武王，宗乎庙而不祧者也。虽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，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，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。仁宗则周之成王也，虽有配天之业而亦无配天之祭，亦未闻康王以严父之故，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。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，严父也；以周公之心摄成王之祭，则严祖也。严祖、严父，其义一也。下至于两汉，去圣未甚远，而明堂配祭，东汉为得。在西汉时，则孝武之世始营明堂，而以高帝配之，其后又以景帝配之。孝武之后无闻焉。在东汉时，则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
配之，其后孝章、孝安又以光武配之。孝安之后无闻焉。当始配之代，适符严父之说。及时异事迁，而章、安二帝亦弗之变，此最为近古而合礼者。有唐始在神龙时，则以高宗配之，在明皇时则以睿宗配之，在永泰时则以肃宗配之。礼官杜鸿渐、王泾辈不能推明经训，务合古初，反雷同其论以惑时主，延及于今，牢不可破。当仁宗嗣位之初，傥有建是论者，则配天之祭常在乎太宗矣。当时无或一言者或、者：原无，据《太常因革礼》卷一○补。，故使宗周之典礼不明于圣代，而有唐之曲学流蔽乎后人。愿陛下深诏有司，博谋 贤，使配天之祭不胶于严父，而严父之道不专乎配天，循宗周之典礼，替有唐之曲学。」于是又诏台谏及讲读官与两制、礼院再详定以闻。观文殿学士、兼翰林侍读学士孙抃等议：「谨按《孝经》出于圣述，其谈圣治之极则谓人之行莫大于孝，举孝之大则谓莫大于严父而配天。仲尼美周公，以居摄而能行天子之礼，尊隆于父，故曰『周公其人』，不可谓之『安在必严其父』也。又若止以太祖比后稷，太宗比文王，则宣祖、真宗向者皆不当在配天之序。推而上，则谓明堂之祭真宗不当以太宗配，先帝不当以真宗配，今日不当以仁宗配，必配以祖也。臣等按《易 豫》之说曰：『先王作乐崇德，荐之上帝，以配祖、考。』盖若祖若考，并可配天者也。兹又符于《孝经》之说，亦不可谓『安在乎必严其父』也。祖、考皆可配帝，郊与明堂不可同位，亦
不可谓『严祖、严父其义一』也。虽周家不闻废文配而移于武，废武配而移于成焉，则《易》之配考、《考经》之严父，历代循守，固不为无说。魏明帝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，史官谓是时二汉郊祀之制具存，魏所捐益可知，则亦不可谓东汉章、安之后配祭无传，遂以为未尝严父也。自唐至本朝，其间贤哲讲求不为少，所不敢以异者，舍周、孔之道无所本统也。今以为《我将》之诗祀文王于明堂而歌者也，亦安知非仲尼删《诗》，存周之全盛之颂，被于筦弦者独取之也 仁宗继体保成，置天下于大安者四十二年，德之于人可谓极矣。今祔庙之始，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飨，甚非所以宣章陛下为后严父之大孝。臣等参稽旧典，博考公论，敢以前所定议为便。」知谏院司马光、吕诲议：「窃以孝子之心，谁不欲尊其父者 圣人制礼以为之极，不敢踰也。故祖己训高宗：『典祀无丰于昵。』孔子与孟懿子论孝，亦曰『祭之以礼』。然则事亲者，不以祭为孝，贵于得礼而已。先儒谓禘郊宗祖，皆祭祀以配食也。禘谓祀昊天于圜丘也，祭上帝于南郊曰郊，祭五帝、五神于明堂曰祖宗。故《诗》曰：『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克：原作「尧」，据《宋史》卷一○一《礼志》四改。。』又《我将》：『祀文王于明堂。』此其证也，下此者不见于经矣。前汉以高祖配天，后汉以光武配明堂。以是观之，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启土及造有区夏者，皆无配天之祭。故虽周之成、康，汉之文、景、明、章，其德业非不美也，然而
子孙不敢推以配天者，避祖宗也。《孝经》曰：『严父莫大于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。』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，成太平之业，制礼作乐，而文王适其父也，故引之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，答曾子之问而已，非谓凡有天下皆当尊其父以配天，然后为孝也。近世祀明堂者，皆以其父配五帝，此乃误识《孝经》之意而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