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不窺園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，學士皆師尊之。武帝舉賢良文學，而仲舒對策焉。當是時，君臣遇會，又豈秦所敢望哉。其言足以發周衰之弊，得王道之正者，仁義橙樂為之本也。性命情質之辨著，陰陽刑德之論切。由是觀之，天人相與之際，禮節修於身，善惡感乎天，堯、舜、禹、湯之相傳不已者，守一道而無究弊之政也，是豈秦漢庸庸之徒所能至哉。以武帝之英果，卒三策而不能略行之，乃出為江都相，亦豈不為當時惜哉。有如公孫弘希世用事，以治經得侯，乃嫉正論而遷之膠西。仲舒雖不獲倡其道，正身以率下，兩事驕王而皆尊禮之，卒以修學著書終於家，是非能全乎進退之道也哉。其言曰：正其議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逮宋二程子出，而後述明之，始足為後世法。蓋當是詩，已非斑、賈、劉、楊之足倫擬，況其後也哉。太史公以為：劉向稱仲舒之才，伊、呂無以加，管、晏殆不及也，為之過是。向子故之言誤矣。使仲舒遇其君行其道，亦豈不伊、呂之效哉，又何管、晏之足方歟。何也？以管、晏特霸者之佐，所能行者霸者之事也，又豈王道之大者若乎。且以其師友淵源所慚，猶未及乎游夏。則周元公繼絕學於不傳，倡道於宋，至今學者皆宗之，道未始亡也。又豈淵源之為戾哉。使太史公其見乃爾，蚓後之不足知仲舒者乎。而或知其槃者，欲禮之於廟，配祀孔子，以不忘乎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之明二而卒莫之行，豈不惜哉。然以仲舒之道之言，故不係乎祀否也，抑亦何其遇知之難也。歷百代而同焉。夫以漢武之智，尤舍而弗用，蚓下乎是者哉，其亦不足感也矣。
書文章正宗後
三光五岳之氣發而為文，文所以載道也。文著而後道明，而必本諸氣焉。元氣行乎天地，而道所以立矣。古之有德者必有言，蓋其和順積中，英華發乎外也。非道充義明，其能見於言哉。是以真文忠公集《文章正宗》，以得源流之正者，日正宗也。其編次之目凡四，其體本乎古，其指原乎經，否是，辭雖工不錄也。首日辭命，次日議論，次日叔事，次日詩賦。惟虞夏、列國、西漢，及唐初之文，本於《左氏》；繼而可則者班、馬、韓、柳，續以歐、蘇、曾、王首焉，餘所不載。其立法辨制嚴矣，蓋以道德為之基，理義為主，而發乎詞章者必得性情之正，而後合乎是也。由是觀之，則雖古人之言，允合者亦幾希矣。蚓後之未達乎此，而妄謂之文，欲求名家合轍者，其可得乎。然亦惟道未之著，氣未之充焉耳。夫學也，所以窮理以致用，必本乎道，養乎氣。知所養，則氣充而道立，文有不工者乎。余志於文凡二十餘年，問探其要。六經而下，若漢唐諸家盡味之，將上訴三代之言，以究與經為之表裹者焉。所愧學力駑怠，未之博洽貫通，探所自懼。及究是編，而後明徹廓達，而信之益篤，得之益大矣。或所適未正，所養未至，而不足預是者，亦瞭然可辨矣。嗟夫，世之鮮知此者，惟藻繪雕飾、纖碎委靡，視此不啻千里之遠，萬仞之危，孰知其行之未至，亦必由其方而後達也哉。其或知探源流之緒於菁華抹截者，求之無教，其於文忠之餘意，孰無所得哉。且獲忝繼其末者，得不自幸歟。
辨荀子
《荀子》書三十三篇，其始於《勸學》、《修身》，本諸仲尼而言。《儒效》、《君道》、《臣道》、《王霸》、《禮樂》次之，似知王道之端矣，而富國強兵之辨雜焉。乃明言性惡之不可治，皆得之本然。而偽堯舜，闢思孟，是所以成李斯之亡秦，戰國縱衡之習可得而逃哉。斯師於卿，斯之亡，卿之道可見矣。當是時，孟軻與之時上下，曾不聞萬章之徒，所記軻之言，果何如哉？使軻之言性善，首對梁惠王曰：亦有仁義而已矣。其或不足法之當時，以及千萬世，則卿之言，其患去楊墨豈遠哉。韓愈氏以為倡道於不傳之餘，乃日語焉而不詳。是果不暇辨夫性惡之恨，而亦有未明者焉。其必以卿視軻之言，未必日非特信有未及乎。抑齊襄時，卿以老師大儒見重，豈無一人能與論王霸之異，而皆宗師之。是非以哀公堯問之說，以誇誘之乎。蓋以營巫祝、信機祥之術然哉。此其後世惟知其言之善，而鮮辨矣。
辨陰符經
史稱黃老者，以黃老之道同也，而黃帝之言未之見焉。若子列子之謂黃帝書日者，大率與老同。而世傳惟《陰符》一經，為黃帝書，其文質而雅，深而要，非有道者其能是乎。昔唐李荃得之嵩山，云魏大武中寇謙之所藏。荃之言曰：百言演道，百言演法，百言演術；道者神仙抱一，法者富國安民，術者強兵戰勝。而其句義，三者未嘗不備。邵子以為戰國時書，程子以為非商末則周末，終秦之先有是文也。蓋以其先王之時，聖道既明，人不敢為異說，及周衰道晦，才智之士鮮知所趨，故各以私智窺測而立言。又日：正言者或駁不純，此獨用反言，而合於正，其必有取。夫大要以至無為宗，以天地文理為數，謂天下之故，皆自無而生有，人能自有以返無，則善矣。而朱子謂或日此書即荃之所為也，義於荃本非深於道者也，則荃之不能至也，必矣。程、邵以其必商、周之文，非秦之先則唐固所不逮矣。豈非儒者諱言仙，而必．以其非黃帝作也。然朱子之疏，正以其詞支而晦，吾恐人見其支而不見其一也。且夫觀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