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历文十七十八两年，宣十八年，成八年，凡二十八年，宋公使公孙寿来纳敝币，明见于经，荡意诸见杀，其父公孙寿可来纳币，何独孔父见杀，其父正考父不可作颂乎，今古文多异，异义以齐鲁韩诗公羊春秋为一说，毛诗左氏为一说，公羊称宋襄为文王不过此，故三家以商颂为美宋襄，左氏于宋襄多贬辞，河间博士治毛诗者，以为宋襄无足颂美，故别创一说，此其踪迹之可寻者，后人乃据左氏殇公即位，君子引商颂，以三家，无论古文说不足难今文，即如左氏之言，左氏作传，在春秋末，距春秋初二百余年，所引君子曰，或事后追论，岂必殇公同时之人哉，宋襄与鲁喜同时，故商颂与鲁颂文体相似，若是商时人作，商质而周文，不应周颂简，商颂反繁，且铺张有太过之处，王夫之尝摘昆吾夏桀为失辞矣，魏源诗古微列十三证，证商颂为宋诗，可谓深切著明，考诗序疏引郑君六艺论曰，文王创基，至于鲁喜，则商颂不在数矣，罗泌路史后纪注曰，商颂宋颂也，宋襄公之诗耳，叙诗者，以为正考父所得商诗，中言汤孙，而毛郑遂以为太甲中宗之时，妄也，夫言奋伐荆楚，襄公事也，万舞有奕，非商乐也，盖宋有商王之庙，而诗为宋礼之诗，此常理尔，故韩婴马迁亦以为美襄公，然迁以为考父作，则缪矣，考父佐戴武宣，非襄公时，盖因而误之，此宋也而谓之商，不忘本也，引六艺论云，文王创基，至鲁喜间，商颂不在数矣，孔子删诗时，录此五章，岂无意哉，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极，我有嘉客，亦不夷怿，岂能忘哉，景山商坟墓之所在也，商邑之大，岂无贤才哉，松柏丸丸，在于斫而迁之，方斫而敬承之，以用之尔，松柏小材，有挻而整布，众楹大材，有闲而静别，既各得施，则寝成而也安矣，拱成群材，而任以成国，则人君高拱仰成矣，是绸缪牖户之义也，案罗氏以商颂为宋颂是也，引六艺论甚详，可以推见郑君之意，子曰，诗三百自周南至鲁颂，得三百之数，郑君以为商颂不在数，孔子删诗，录此五篇，以寓怀旧之感，其说必有所受，以景山为商之坟墓，松柏喻商之贤材，且以松柏喻小材，众楹喻大材，寝成孔安，喻任群材成国，皆为喻言，不为实事，与笺诗以陟景山抡材木为实事不同，是郑君作论时从三家之明证，郑笺殷武诗云，时楚僭号王痊，亦兼用三家义，以为宋诗，若商世不闻楚有僭王之事，孔疏马昭曰，名曰商颂，是商世之颂，非宋人之诗，安得曰宋郊配契也，马昭虽山郑门，其言非郑意也，孔颖达但知郑笺从毛，不知兼采三家，马昭既出郑门，其言当得郑意，罗氏荆楚万舞二证，足明三家之义，而以考父非襄公时为疑，则犹未知其年代可以相及也。
论郑谱郑笺之义知声音之道与政通
郑诗谱序曰，勤民恤功，昭事上帝，则受颂声宏福如彼，若违而弗用，则被劫杀大祸如此，吉凶之所由，忧娱之萌渐，昭昭在斯，足作后王之鉴，于是止矣，正义曰，此言孔子录诗唯取三百之意，宏福如彼，谓如文武成王世修其德，致太平也，大祸如此，谓如万幽陈灵恶加于民，被放弑也，违而不用，谓不用诗义，则勤民恤功，昭事上帝，是用诗义也，互言之也，用诗则吉，不用则凶，吉凶之所由，谓由诗也，诗之规谏皆防萌杜渐，用诗则乐，不用则忧，是为忧娱之萌渐也，陈澧案大序云，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小序每篇言美某王某公，刺某王某公，郑君本此意以作谱，而于谱序大放厥辞，此乃三百篇之大义也，此诗学所以大有功于世也，郑笺有感伤时事之语，桑扈不戢不难，受福不那，笺云，王者位至尊，天所了也，然而不自佥以先王之法，不自难以亡国之戒，则其受福禄亦不多也，此盖叹息痛恨于桓灵也，小宛螟蛉有子，，蜾蠃负之，笺云，喻有万民不能治，则能治者将得之，此盖痛汉室将亡，而曹氏将得之也，又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笺云，衰乱之世，贤人君子虽无罪，犹恐惧，此盖伤党锢之祸也，雨无正维曰于仕，孔棘且殆，笺云，居今衰乱之世，云往仕乎，甚急迮且危，此郑君所以屡被徵而不仕乎，郑君居衰乱之世，其感伤之语，有自然流露者，但笺注之体谨严，不溢出于经文之外耳，锡瑞案郑君作谱序，深知孔子录诗之意，陈氏引郑笺，深知郑君笺诗之意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言为心声，非可勉强，非声音之道，与政相通，故曰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，乱世之间怨以怒，其政乖，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，诗之世次难以尽知，何楷世本古义臆断某诗为某人某事作，提要以为大惑不解，即毛序某诗刺某君，朱子亦不深信，然今即以诗辞而论，有不待笺释，而知其时之为盛为衰，不必主名，而见其政之为治为乱者，如鱼丽美万物众多，而苕华云，人可以食，鲜可以饱，则其民之贫富可知，天保云，群黎百姓，遍为尔德，而兔爰云，尚寐无化，苕华云，不如无生，则其民之忧乐可知，是即不明言为何王之诗，而盛衰治乱之象，宛然在目，其君之应受宏福与受大祸，亦了然于前矣，朱子曰，周之初兴时，周原无无，堇荼如饴，苦底物亦甜，及其衰也，羊坟首，三星在ニ，人可以食，鲜可以饱，直恁地萧索，正得此意。
论先鲁后殷新周故宋见乐纬三颂有春秋存三统之义
孔子所定六经，